她。看她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看她那条用布条扎起来的头发，看她那张白得不像苍梧星上的人的脸。她不高，不壮，不大。但她站在那里，风来了不弯，雨来了不倒。她站着，他们就不怕。

    “出来。”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人都听到了。

    没有人动。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怕了，就不敢了。不敢了，就站在那里。她站着，他们也站着。她不怕，他们怕。怕了，就输了。她不想他们输，所以她等。等他们不怕了，等他们敢了，等他们自己走出来。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一个孩子。男孩，七八岁，瘦得像根竹竿，脸上糊着鼻涕和泥巴，眼睛很大，大得不正常。他看着沈安澜，沈安澜也看着他。他向她走过来，一步，两步，三步。走到她面前，停下来，仰头看着她。

    “你是赤星吗？”他问。

    沈安澜低头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大大的、饿得发绿的眼睛。

    “我是。”

    男孩伸出手，手里攥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是石头，是馒头。馒头是黑面的，硬得像石头，咬不动。他攥了很久，攥得手心里全是汗。他把馒头递给她。

    “给你。我娘说，你是好人。好人要吃。不吃，会饿。”

    沈安澜看着那块馒头，看了很久。馒头是黑面的，硬得像石头。但它是干净的。没有被踩过，没有被扔过，没有被别人碰过。男孩攥着它，攥了很久，从早上攥到中午。他等着，等她出来。她出来了，他就给她。

    她接过馒头，咬了一口。馒头很硬，咬不动。她嚼着，嚼了很久。馒头是酸的，不是坏了，是面发过了。酸得她牙疼。但她咽下去了。咽下去了，就不会吐出来。吐出来了，就是不要。不要了，男孩会哭。她不想让男孩哭。

    “好吃。”她说。

    男孩笑了。他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月牙不亮，但很暖。

    第二个走出来的是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瘦削，脸上有泪痕。她走到沈安澜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求你……救救我男人……他被抓了……关在高塔里……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着出来……”

    沈安澜看着她跪在地上的膝盖，看着那双膝盖上磨破的裤子，看着裤子上渗出来的血。血是红的，红得像旗。

    “起来。”

    女人不起来，跪着，哭着。沈安澜蹲下来，和她平视。她的手抓住女人的胳膊，轻轻往上拉。女人被她拉起来了，站不稳，晃了一下。沈安澜扶着她，不让她倒。

    “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赵铁牛。”

    “哪个矿场的？”

    “北区。北矿场。”

    沈安澜转过身，看着老赵。老赵站在她身后，腿一瘸一拐的，膝盖咔咔响。他看着那个女人，看着那双膝盖上磨破的裤子，看着裤子上渗出来的血。他的眼睛红了，没有哭。

    “赵铁牛，我知道。北矿场的，我认识。他不是被抓了，是被关在高塔里。高塔里的人，我们还没救出来。但会救的。今天救不了，明天救。明天救不了，后天救。总有一天能救出来。救出来了，就还给你。”

    女人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的眼睛。她信了。不是信他的话，是信他的眼睛。眼睛不会骗人。骗人的是嘴。

    “谢谢。”她说。

    老赵摇了摇头。“不用谢。应该的。”

    第三个走出来的是一个老人。六七十岁，背驼得厉害，拄着一根竹竿。他走到沈安澜面前，站住，看着她。

    “你就是那个赤星？”他的声音沙哑，像老树皮。

    “我是。”

    “我等你等了很久了。从你劫粮车那天，就在等。等了五年了。”

    沈安澜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了沟壑的脸，看着他那双浑浊的、但很亮的眼睛。

    “等到了。”

    “等到了。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放心了，就能死了。死了，也闭眼了。”

    沈安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粗，骨节很大，指甲盖只剩半个，有些手指已经不会弯曲了。这双手在矿场里背了一辈子的矿石，被监工的鞭子抽了一辈子的血痕。这双手今天握着她的手，手在抖，不是怕，是激动。

    “不要死。活着。活着看。看到了，就不白活。”

    老人看着她，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地上，滴在她的手背上。

    “好。活着。”

    越来越多的人从门后面、从窗户后面、从巷子里、从屋顶上走了出来。他们站在街道两边，看着沈安澜，看着老赵，看着阿朗，看着石根生，看着石头和石柱，看着小梅，看着那些扛着旗、扛着枪、扛着锄头、扛着铁锹、扛着扁担、扛着竹竿的人。他们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亮。不是灯，是火。火不大，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