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艾琳是在1913年的春天。

    财政部与内政部的联合茶会，乏味至极的官僚社交。我端着茶杯站在角落，盘算着怎么早点溜走，然后我看到了她。

    浅金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简洁的发髻，蓝色眼睛像康沃尔郡的海水，清澈得能映出人心。她穿着浅绿色的裙子，站在窗边，正低声和同事讨论着什么，眉头微蹙，神情专注。

    我走过去，笨拙地自我介绍。

    她抬起头看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猝不及防地照进我的生活。

    我们开始约会。

    周末去海德公园散步，去国家美术馆看画，去廉价的小餐馆吃炸鱼薯条。她喜欢济慈的诗，我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她相信社会福利能改变世界，我相信制度完善能解决贫困。

    我们争论，但我们彼此理解。

    1914年圣诞节，我在她公寓楼下单膝跪地，掏出一枚攒了半年薪水买的银戒指。她哭了，点头说好。

    1915年3月，我们在圣玛丽教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战争已经爆发，但我因为视力问题和“政府必要岗位”得以免役。艾琳辞去工作，那时已婚女性在政府工作仍受限制，我们在肯辛顿租了一间稍大的公寓。

    1916年11月，小查尔斯出生。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看着他和艾琳一模一样的蓝眼睛，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我要保护他，给他最好的生活，让他永远不必经历我曾经历的贫穷和挣扎。

    那时我三十岁，晋升为财政部高级文员，年薪二百五十英镑。

    不多，但足够我们一家三口过得体面。艾琳是个出色的主妇，总能用有限的预算做出可口的饭菜，把家里收拾得温馨整洁。

    晚上，我抱着小查尔斯在壁炉前读故事书，艾琳在旁边织毛衣。火焰噼啪作响，窗外的伦敦偶尔传来防空警报，但我们的小世界是安全的，温暖的。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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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第一次晕倒是在十月的一个下午。

    我正在书房整理文件，听到楼下“砰”的一声闷响，然后是小查尔斯的尖叫。

    我冲下楼。

    艾琳倒在厨房地板上，打翻的面粉罐洒了一地，白色的粉末像雪一样盖在她金色的头发上。

    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眼睛紧闭。

    “妈妈！妈妈！”小查尔斯跪在她身边，哭喊着摇晃她的肩膀。

    “别动她！”我吼道，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跪下来，手指颤抖地探她的鼻息。

    还有呼吸。

    但很微弱。

    “去叫医生！”我对小查尔斯喊，“快！”

    男孩爬起来，冲出门去。

    我把艾琳抱起来，她的身体轻得让我心慌。我抱着她上楼，放在卧室床上，用湿毛巾擦掉她脸上的面粉。

    她的睫毛颤动，缓缓睁开眼睛。

    “……查尔斯？”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在。”我握住她的手，“你晕倒了。医生马上来。”

    她眨了眨眼，眼神逐渐聚焦。

    “我在做苹果派……”她喃喃道，“面粉……洒了……”

    “别管苹果派了。”我的声音在颤抖，“你感觉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她想了想。

    “有点累。”她说，“胸口……有点闷。可能最近太忙了。”

    医生来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提着黑色的皮包，脸上带着职业性的严肃。他检查了艾琳的心跳、呼吸、瞳孔，问了她一些问题：最近有没有疲劳、发烧、关节痛？

    艾琳点头：“有点，但我觉得是换季。”

    医生收起听诊器，把我叫到客厅。

    “温特沃斯先生，”他压低声音，“您夫人的心脏……有点杂音。我建议去大医院做详细检查。可能是风湿热后遗症，也可能是其他问题。”

    风湿热。

    我想起来了。艾琳小时候在苏格兰乡下长大，十五岁时得过一次严重的风湿热，卧床了整整一个冬天。后来好了，没再复发。

    我们都以为那只是过去的疾病。

    “严重吗？”我问。

    医生犹豫了一下。

    “现在还不好说，但心脏杂音不是好兆头。请尽快带她去医院。”

    我带艾琳去了圣托马斯医院。

    检查做了一整天：心电图、X光、血液化验。医生们表情严肃，低声讨论着我听不懂的术语。最后，一位心脏病专家把我们叫进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