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你给埃德蒙写信。

    很长，很乱，写写撕撕。最后寄出的只有寥寥几句：

    我做到了。谢谢你。

    但我最近常常失眠。

    我梦见肖尔迪奇的阁楼，梦见缝纫机彻夜作响，梦见我趴在那块门板上睡着了，醒来时满地都是雪。

    那不是噩梦。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为什么有了这一切，反而不快乐了？

    他回信很快。

    不是安慰和开导，是一段摘抄——你后来知道，那是他翻译的，原文是中文，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但你已经醒了。

    西尔维娅，不要回头找那条退回梦里的路。它不存在了。

    往前走。找一条新的路。

    你把这封信读了二十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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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5月，你回了一趟白教堂。

    是埃德蒙的一封信。信里夹了一张剪报，报道东区一所小学因为经费不足即将关闭，两百多个孩子将无学可上。

    剪报旁边，他写了一行小字：

    “他们需要有人看见。”

    你去了那所学校。

    它和你记忆中的一样。灰扑扑的楼房，漏风的窗户，没有操场的空地。校长是个瘦小的老妇人，听说你来了，亲自带你参观。

    “斯蒂芬小姐，”她说，声音沙哑，“您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敢耽误太久。”

    你看着她，忽然说不出话。

    她知道你的名字。她知道你是“伦敦那个新锐设计师”。

    她叫你“您”。

    你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十二年前，你站在同样的走廊里，等着领免费午餐。

    你捐了一笔钱。

    足够学校再撑三年。

    校长握住你的手，眼眶红了。她说不出话，只是用力地、反复地握。

    你走在白教堂的街道上，很久很久。

    那些面孔，你认得的。卖鱼的妇人，和你母亲一样的手。码头边蹲着的工人，和隔壁邻居一样的背。巷子里追逐的孩子，和你当年一样破的鞋。

    你走进一家咖啡馆。

    点了一杯最便宜的茶。

    坐在角落里，看窗外。

    就像埃德蒙当年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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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你开始频繁地回东区。

    你是去看，去听，去记。

    你去码头工人集会的地方，站在外围听他们喊口号。

    你去妇女维权组织的聚会，听她们讲工厂里被克扣的工资、被骚扰的夜晚。你去那些快要倒闭的学校，和那些快要饿死的孩子说话。

    他们问你是谁。

    你说：“设计师。”

    他们听不懂。设计师是什么？

    你给他们画速写——孩子的脸，女人的手，老人的背。他们围在你身边，看那些线条从你笔尖流出来，像看魔术。

    有个小女孩问你：“姐姐，你画的是我吗？”

    你说：“是。”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从来没被人画过。”

    你把她搂进怀里，搂了很久。

    你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站在中央圣马丁门口，渴望被人看见。

    你被看见了。

    现在轮到你去看见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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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6月，你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

    不是贵妇们的慈善茶话会，是真正工人的集会。

    东区，白教堂，你长大的地方。

    台上演讲的是个年轻女人，黑发剪得很短，声音沙哑但有力。她在讲援助西班牙共和派的事，讲国际纵队，讲法西斯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你站在最后一排。

    周围是码头工人、失业者、和你母亲一样靠缝补为生的女工。

    三十年前，你母亲也站在这里。

    三十年后，你穿着价值四十英镑的定制大衣站在这里。

    你把手插进口袋，触到那枚银戒指。

    散会后你找到演讲者。她说她叫诺拉，在玛丽女王学院读经济，业余时间做组织工作。

    你说：我想帮忙。

    她说：哪种帮忙？捐款还是出力？

    你说：都行。

    她笑了一下，那种见多了“富太太良心发现”的微笑。

    但她还是把你的名字记下了。

    你不在乎她笑。

    你知道自己需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