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终于低下头。

    他把剩下的信读完了。

    然后他把两页信纸按顺序叠好，和那枚戒指一起，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关上抽屉站起来，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但眼眶边缘有一圈极淡的红，像清晨海平面上那抹将散未散的橙色。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二月海风灌进来，冷得像刀子。

    他看着那片灰茫茫的天与海。

    “西尔维娅。”

    他低声说。

    这是他这段时间来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说出这个名字。

    【1939年3月，剑桥】

    “……所以说，你们这些搞经济的都是冷血动物。”

    西尔维娅把设计稿拍在桌上，累极，也气极。她刚从伦敦赶来，为了省火车票钱坐了最慢的那班车，全程三个半小时，车厢里挤满返乡的士兵家属。

    她抱着那件初版“黎明将至”挤在过道，裙摆被踩了三脚，回家才发现有一处抽丝。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成本收益分析’、‘边际效益’、‘机会成本’——这是衣服，埃德蒙！是美！不是青霉素产量表！”

    埃德蒙给她倒茶。

    他那时十九岁，大二，刚通过经济学学位中期考核。宿舍很小，书桌上堆着三本不同语言的《资本论》译本，窗台上养着一盆快死的薄荷。

    “你饿不饿？”他问。

    “不饿！”

    “厨房有面包。昨天烤的。”

    “……咸的还是甜的？”

    他笑了一下。

    那是西尔维娅第一次见他笑。不是礼貌性的嘴角上扬。他的整个眉眼都柔软下来，毫无防备。

    她后来想，自己大概就是那一刻决定原谅他的。

    “甜。”他说，“加了葡萄干。”

    她啃着面包，他坐在对面，把那件抽丝的礼服铺在膝头，一针一针地修补。

    缝纫技能来自伍氏孤儿院的必修课。六岁起每个孩子都要学会补袜子、钉纽扣、改裤脚。他做得慢，但极稳，每一针间距几乎相等。

    西尔维娅看着他的手指。

    那双手在纸上算过无数复杂的经济模型，此刻正捏着极细的绣花针，修补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抽丝。

    “埃德蒙。”她忽然说。

    “嗯？”

    “你为什么资助我？”这个问题她憋了三年。

    他没有停针。

    “因为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

    “我是问为什么是你帮我。”

    三十英镑。

    三个月后又是五十英镑。然后是客户名单、材料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某位子爵夫人“恰好”需要一件新礼服的消息。

    他从不说“这是我给你的”，只是让这些东西出现在她面前，像把种子撒进土里，然后走开，等她自己发芽。

    埃德蒙看着她。

    房间里只开着一盏工作灯，灯光从侧面打过来，在他脸上投下深邃的阴影。他的表情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很亮。

    “你还记得，”他说，“第一次注意到我是什么时候吗？”

    西尔维娅愣了一下。

    第一次注意到他？

    那是——

    “1936年10月。”她脱口而出。

    她自己也惊讶于这个日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米尔银行那家咖啡馆，周六晚班，她端着托盘穿行在油腻的桌子和疲惫的面孔之间。角落那张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黑发，穿旧毛衣，面前摊着一本书。

    “米尔银行那家咖啡馆。”她继续说，“你坐在角落看——”

    她停住了。

    那本书。

    那本他当时在看、后来她也开始重新去读的书。

    埃德蒙转过头，看着她。灯光在他嘴角投下一道极浅的阴影。

    “看什么？”

    西尔维娅沉默了一瞬。

    然后她说：

    “《资本论》。”

    1936年10月。

    伦敦东区，米尔银行，一家油腻破旧的咖啡馆。

    一个穿着旧毛衣的年轻人在读马克思。

    而一个端着托盘的女侍应生，在给他续咖啡的时候，多看了一眼。

    就一眼。

    她看见了那本书的封面。看见了作者的名字。看见了那个年轻人翻页时专注的侧脸。

    她那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记住了。

    “所以你看，”埃德蒙说，声音很轻，“不是我‘看见’了你。是你先看见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