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迷茫，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他们问：“你孩子是在哪被绑架的？在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

    她说：“在学校外。

    他们问：“这是孩子亲口说的吗？”

    她说：“是他亲口说的。”

    他们说：“孩子有没记错呢？孩子受到惊吓，一时想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她说：“好像绑匪的供词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问：“为什么说好像呢？是不是有的绑匪说，他们是在校内实施绑架的？”

    她说：“我是听我老公说的。”

    他们问：“你老公看到绑匪的供词了吗？”

    她说：“没有。他是听警察说的。”

    他们说：“警察的话也能信吗？就像医生的话一样，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你没感觉到吗？在整个绑架事件中，政府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他们要推卸责任，他们要尽量减少给予孩子的赔偿。你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要给予多少赔偿才合理呢？”

    她说：“我不需要赔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教育部门，或者政府能重视这件事，加强对学校周边的管理，让我们家长放心，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缺钱，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发生绑架案，其他的学生家长需要赔偿时，政府会参照解决你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也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才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还公道，你是在为所有的学生家长讨还公道，因此，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无缺钱，就可以不像政府索要经济赔偿。

    这时候，她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似乎成了别人为难政府的工具。她很清楚台商对政府的态度，他是从不说政府一句坏话的。她想脱身似乎是不可能了，当市政府、教育局长要与受害者家属对话时，她便被许多拥护者推进了会议室。

    她发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虽然，身边都是她的支持者。但她要的不是这种支持，要的不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支持。她发现，她已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于不能代表自己。太多太多的热心人已经代表了她，说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向政府提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政府提出的要求。

    丈夫的出现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孱弱的女人。她其实更需要他的支持，别人的需要根本算不上支持。她站了起来，她想说，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然而，丈夫却说：“你跑到这来干什么？你丢人不要脸没关系，把我的脸也丢尽了。”

    他一扬手，给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她还没反应过来，丈夫便揪着她的头发，拖死猪似地要把她拖走，但是，她身边的人“哄”一声围了上来。

    有人问：“你为什么打人？”

    有人指着他鼻子，很有些威胁地说：“放开她，你立即放开她！”

    台商说：“我不放开又怎么样？她是我老婆，我想打就打！”

    台商夫人不能哪来的勇气，“呼”一声，挣脱丈夫，站在丈夫前面，拦住那些人，说，你们不许碰他！你们不许碰他！她嘴角挂着一丝血，头发蓬松，却一点不含糊。那些人全被镇住了，怎么也想不到，这时候，她还那么袒护这个男人。

    副市长对台商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吗？非要动手打老婆吗？”

    “这不关你们政府的事，这是我的家庭私事。”台商指着那些学生家长和记者说，“也不关你们的事！”

    相机的闪光灯又不停地闪，他用手拦住自己的脸，说不要照，不要照，你们不准照。记者哪听他的，还是不停的照，他便手一抡，把近前的两部相机拍打到地上。这还得？记者们抓住他不放，问他是谁派来的？为什么干扰他们采访，为什么阻止新闻采访自由？

    台商也不是好欺负的？

    他说，你们这是什么采访？什么新闻自由？你们只要你们的自由，为什么不问问我的自由？你们侵略我的肖像权，干涉了我的个人隐私？

    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家长都看见了，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擅自拍照我和我老婆的相片，擅自拍照我打老婆的镜头。

    他说，市长局长你们也看到了，你们不但要保护我们这些投资商的投资权益，也要保护我们最根本的人权权利！

    跟他台商耍无赖，他还从没怕过谁！你们这些记者可以为难老董，为难政府，但你们别想在我面前耍无赖！他指着那些记者说，你们一个都不准离开，凡是拍照到刚才镜头的，都必须给我删除掉。

    有人说：“你打人对吗？你打老婆也是犯法的！”

    台商说：“这事轮不到你说话。我老婆不告我，你们没权告我。”

    他问老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