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检面对“大一统”这个义理，同样无法反对。

    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

    他在仔细思考后，向群臣道：

    “所谓义理史学，应该说是史观。”

    “它在论史之时，以纲常义理为先，地位从属于经学。”

    “实证史学，则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寻找它的源头，确定史料真伪。”

    “然后再根据史料，得出相应观点，独立于经学之外。”

    “如此你们说说，史观和史料，哪一个更重要些？”

    这种问题，后世都没有定论。史观派和史料派，争论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样如此，支持义理史学的，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

    支持实证史学的，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

    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最终下结论道：

    “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没有什么禁区。”

    这个说法，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顿时眉开眼笑。

    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便又听皇帝说道：

    “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但是对外传播，却要遵守纪律。”

    “例如《竹书纪年》，无论是真是伪，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有关它的研究，要慎重传播出去。”

    “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导致天下不稳。”

    “这类史书，是不能随意传播的，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方能查阅交流。”

    这个说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

    《竹书纪年》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

    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埋在故纸堆里。

    朱由检以此为例，继续道：

    “还有边疆四夷的史书，同样也不能随意传播。”

    “这些书有的颂扬割据分裂，有的则站在夷狄的立场上，不合华夷之辨。”

    “大一统、尊王攘夷、华夷之辨，这些都属于春秋大义。”

    “符合春秋大义的史书，方能传播出去。”

    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认了义理史学，刘宗周道：

    “春秋大义，昌大一统、重华夷之辩、明夷夏之防，应当人所共尊。”

    “臣以为研究历史当以春秋大义为先，不合者完全抛弃。”

    想把义理史观的重要性，抬到实证史料之上。

    钱谦益针锋相对，认同皇帝说的历史研究无禁区。有史料就要研究，辩证其中真伪。

    朱由检不想听他们争起来，更不想在没打倒理学的时候，自己扶持的新学派就内部分裂，明确向他们道：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

    “无论是否承认，史料都在那里。”

    “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它就可能被人先用来攻击你。”

    “像宋儒一样剪裁史料，把不利于义理的史料视而不见，那是掩耳盗铃。”

    “为了义理编造史料，更是可以称为学术不端。”

    “用这种办法论证的义理，是无法指导实践的，更无法引以为鉴。”

    “蛮夷杀过来时，可不认所谓的义理。”

    对于义理史学，又是重重一击。

    在明确宋朝灭亡属于亡天下后，群臣没少探讨其中原因。

    如今按皇帝的说法，义理史学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

    宋儒对历史的认识从根子上就是错的，所以不能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这种错误，平时还可以自欺欺人。但是到了蛮夷杀过来时，却挡不住刀剑。

    如此惨痛的教训，让支持义理史学的尽皆沉默。

    实证史学，确立了在历史领域的首要地位。

    不过他们也受到限制，那就是史料可以随便研究，但是对外传播，却要符合义理。

    如此方能让天下稳定，人心不致混乱。

    义理史学以另一种形式，继续顽强生存。

    同时，义理史学也开始发生进化，杜绝剪裁编造，提倡在著述历史时有显有晦、为尊者讳——

    把不符合义理、不符合传主形象的事迹写得隐晦，这仍旧属于春秋笔法，却有没歪曲事实。在墓志铭、名宦志等写作上，非常受到欢迎。

    两个学派一持史料、一持史观，相互争斗不熄。

    ——

    不过对朱由检来说，在确定总的原则后，史学界的争斗已经不值得他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