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按照这种写法，太祖是更伟光正了，却有很多人的名誉会受影响。

    而且一些事情完全是自由心证，他担心这样写出来不被信任。

    对此，朱由检道：

    “你写的是历史小说，不完全是历史。”

    “朕的要求就是，不被人证伪就好，其余的可以自由发挥。”

    “就像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那么多人私下里的话语，难道他当真听到了？”

    “只不过为了叙事，更方便读者理解而已。”

    “你要做的，就是发扬这种风波。除了史书上明确记载、能够被证伪的东西，剩下的都可以自由发挥。”

    陈子龙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完全明白了历史小说的写法。

    皇帝不是在要求他写史书，而是去写历史小说。

    这样他的很多猜想就能融进去了，只要不被证伪，怎么发挥都可以。

    甚至，如果他学郭勋等人更不要节操点，完全能编造一些事迹，为某些人加戏。

    只是他心里到底有文人的自矜，对这种事并不愿为。

    为了防止自己的小说被新编撰的《蒙元史》否定，陈子龙道：

    “陛下，这些猜测，是否告知钱学士？”

    “他是《蒙元史》的总纂官，应当知道这些。”

    朱由检点头道：

    “可以告知钱谦益，他知道该怎么写。”

    “朕对《蒙元史》的要求，就是把握住华夷之辨。”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太祖最大的功绩，也是大明的立国之本。”

    “凡是抗虏反元的，大明都要褒扬，这是最大的大义。”

    说着这一点，朱由检道：

    “对红巾军迷信、落后的地方可以写，但是更要颂扬他们反抗胡虏奴役，恢复汉人地位。”

    “英烈庙修好后，朕会把他们的名字列入英烈庙，在各地建立记念他们的庙宇，册封他们神位。”

    “《蒙元史》可以对这些人做个总结，把能找到的名字列出来。找不出来则以无名烈士纪念，所有人都有香火祭祀。”

    “《英烈传》也要以此结尾，讲述英烈封神。”

    这是他早就想要做的，彻底推翻对红巾军的“贼人”“妖人”污蔑，以华夷之辨的名义，祭祀表彰他们。

    朱元璋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解决了韩宋和韩林儿的问题后，完全可以继承红巾军的大义。

    至于所谓的元朝法统，先前就被他否定了，为此不惜承认有无统之时。

    华夷之辨，就是他重新树立的道统，大明的正统地位也是由此而来。

    在陈子龙决定以民众视角书写《英烈传》后，他把这部书和《蒙元史》放在同样的地位，向世人解释大明正统的来源——

    已经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明，有足够的实力和威信做这个。

    朱由检也决定彻底解决大明正统来源的内在矛盾，完全摒弃蒙元。

    当然，这需要有足够分量的人背书。

    朱由检道：

    “英烈纪念碑上，刻有文天祥的绝笔，他可以看作抗虏反元的英烈表率。”

    “《英烈传》不能没有他，一定要单独为他做传记。”

    “尤其是要着重写明，文天祥到大都后，拒绝了南宋降臣、南宋君主、自身家人、蒙元重臣等人的劝降。”

    “要把他为何拒绝、为何选择赴死的原因讲透，说明华夷之辨高于君臣大义、甚至高于生命、高于身家富贵。”

    “这个大义，是评判英烈的最高标准，所以文天祥是英烈表率。”

    “他以自己的性命，诠释了‘仁至义尽’！”

    听着皇帝的话语，陈子龙就感到了沉重。

    文天祥的名字谁人都知道，但是他具体做了什么，却有很多人不甚了解。

    陈子龙听到文天祥拒绝了君主劝说，皇帝还以此说明华夷之辨高于君臣大义，他顿时就明白：

    这是皇帝对元朝遗老的进一步抨击。

    君臣大义低于华夷之辨，那些人还坚持效忠蒙元，可不就是汉奸？

    凡是为蒙元效力的，都逃不脱这个责备。

    这个打击面实在有些广，陈子龙惴惴不安道：

    “本朝开国之臣，也有曾经效忠蒙元的，应该如何评价他们？”

    “还有前元的郭守敬、张养浩等名臣，应当如何看待？”

    朱由检道：

    “真心反正归明的，自然要赞扬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受了投靠蒙元、曲解圣贤经典的伪儒蒙骗，后来痛改前非。”

    “迫不得已反正、心中还怀念前元的，则要严厉斥责，说明他们心里既没有君臣大义，也没有华夷之辨。”

    “甘做前元遗老，不愿出仕大明的，同样也要训斥，说明这些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