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体系，便成了大势所趋。

    事实上，灵帝有过尝试，创建了所谓‘鸿都门学’。

    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被引入门学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于宰辅的侍中之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进而失败。

    灵帝痛定思痛，转向捣鼓‘熹平石经’。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曹丕创建‘五经课试法’，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代汉称帝，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考一试，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创建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禅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于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工学、农学的士人、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馀人。

    内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于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于长安不象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于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内核所在。

    最关键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

    以儒学为例，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

    这便是经义以外的‘策论题’。

    至于算学、农学，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庶务的能力。

    外舍升内舍，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额选拔，毫无疑问，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争，汰弱留强，确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

    进入内舍后，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荡了。

    上舍生，最终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绩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

    中等者则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丞、长之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

    下等者，仍可继续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