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县委。

    夜里9点。

    所有常委被紧急召回。

    没有人敢抱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天塌了。

    陈远山坐在主位上,脸色铁青。他面前摆着三份文档——省委办公厅的《紧急通报》、市委的《问责函》。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今天下午四点,省委周省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

    众人齐齐打了个寒颤。

    省长亲自打电话，而且是越过市里，直接打到县里。

    这事的严重性已经不言而喻。

    按照正常的行政层级，省长有事找县里，应该先通过市委市政府传达。现在直接越级打电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表扬，要么是问责。

    而从陈远山那张铁青的脸色来看，答案不言自明。

    “周省长在电话里说，他前几天刚在全省大会上表扬了安南县，把我们树成扶贫典型。结果转眼就出了这档子事。”

    陈远山的声音很平，平得让人心慌，“他说，这是在打他的脸，打省委省政府的脸。”

    工作组三个字一出,所有人的脸都白了。

    省里的工作组一旦下来,那就不是处理信访问题那么简单了,而是要查安南县整个领导班子的责任。到时候,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跑不掉。

    “高县长。”

    “这件事是你主抓，人是你派的，组长也是你挂的名。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给大伙儿交个底，到底怎么回事？”

    这话说得软中带硬，把“主抓”、“派人”、“挂名”几个词咬得极重。

    高宏斌缓缓站起身。

    他今天领口故意没扣严，头发也乱了几分，整个人透着一股子“我很焦虑、我很操劳”的颓丧劲儿。

    “书记，各位常委。”

    高宏斌先是长叹一口气，接着向陈远山和在座众人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下去，态度做得十足。

    “首先，我要向县委做深刻检讨。这次赴京维稳工作捅了篓子，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作为组长，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请求县委给予我处分。”

    这番话也就是听听。官场上的“领导责任”是个万能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也最虚，因为法不责众，且不涉及具体操作，往往最后就是个“口头批评”了事。

    高宏斌直起腰，话锋一转。

    “但是——”

    “我也要替孙明和赵刚这两位同志说句公道话。”高宏斌一脸痛心疾首，“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咱们安南县的形象，是为了尽快把上访群众劝回来。同志们啊，咱们县刚拿了全省扶贫先进，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让几个人在燕京闹起来，咱们全县干部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他拍了拍桌子，声音提高了几度：“孙明他们是急了点，方法是简单粗暴了点，但这也就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怎么到了网上，就成了‘黑恶势力’了呢？这分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带节奏，在断章取义！”

    好一个“工作方法问题”。

    把“暴力截访、殴打群众、抢夺记者相机”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轻描淡写地归结为“急了点”，顺便还给这两人披上了一层“维护集体荣誉”的悲情外衣。

    “现在的情况很棘手。”

    高宏斌见铺垫得差不多了，终于抛出了内核难题，也是他的护身符。

    “孙明和赵刚被燕京警方扣了，咱们在那边两眼一抹黑。更要命的是，那帮工人现在学精了，有人在背后支招。”

    他环视一圈，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和苦涩：“他们躲进了高校家属院，甚至可能接触了一些所谓的‘公知’和媒体。咱们县公安局的手伸不到燕京，信访局的人连面都见不着。燕京那么大，两千多万人，这十几个人往人海里一钻，那就是大海捞针。”

    说到这，高宏斌摊开双手，一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模样。

    “书记，不是我想推卸责任。实在是咱们安南县庙小，在燕京没根基、没路子。现在人找不到，话递不进去，我是真怕这帮人被利用，搞出更大的政治事件来。”

    这才是高宏斌的杀手锏。

    他把困难无限放大，把“找不到人”归结为客观原因。潜台词很明确：这事儿现在是个死局，我搞不定是正常的，换了你们谁去也一样抓瞎。

    要是最后真没接回来，那是因为“敌人太狡猾”、“燕京水太深”，而不是他高宏斌无能。

    常委们面面相觑，没人接茬。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个烫手山芋，谁接谁死。连高宏斌这个“地头蛇”都两手一摊，别人去燕京更是送菜。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

    进京?谁去?

    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