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局出来，王超贤没回办公室，脚跟一转，直奔审计局。

    审计局长吴德贵比老张更绝。

    审计局长吴德贵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那份《红星厂改制方案》。

    “王主任，这东西常委会通过的是大方向，是政治任务。我们审计局管的是合规，是法律底线。”？”

    “依据是尊重技术，尊重人才。”

    “那是口号，不是法律。”

    吴德贵从抽屉里掏出一本厚得象砖头的《劳动法释义》，随手翻了几页，“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企业破产补偿时，高级技工必须比普通工人多拿钱？？是国有资产。”

    他顿了顿，语气陡然严厉：“没有法律条文支撑，这就叫擅自扩大补偿范围。往小了说，是违规操作；往大了说，这叫滋生权力寻租空间。谁来评定等级？谁来监督评定过程？万一有人送礼塞钱，弄个假的高级技工证，这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你王主任担得起，我老吴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

    王超贤看着吴德贵那张正义凛然的脸。

    红星厂那几百万资金被挪用的时候，这帮人一个个装聋作哑，那时候怎么不谈国有资产流失？现在要给工人发钱了，法律条款倒背得比谁都熟。

    “那吴局长的意思，这方案不行？”

    “不能说废。”

    吴德贵摆摆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程序得走。这种没有先例的创新，风险太大。我的建议是，必须聘请第三方的法律专家和资产评估团队，进行专项论证。哪怕是去省城请教授，搞个听证会，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可行性审查报告。有了这个护身符，咱们才敢签字。”

    “论证需要多久？”

    “这就不好说了。专家得约时间，资料得重新调，报告得反复改。”

    吴德贵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快则三五个月，慢则半年。王主任，好事多磨嘛，咱们也是为了保护你，别到时候好心办坏事，把自己搭进去。”

    三五个月。

    又是这个时间节点。

    劳动局卡文档，财政局卡科目，审计局卡合规。

    这三把锁，严丝合缝，直接把“自选超市”的大门焊死了。

    王超贤没再争辩，拿起桌上的文档，转身就走。

    不料。

    次日清晨，《燕京早报》深度报道版块刊发了孟然署名的长篇通信。

    文章标题黑体加粗，极具视觉冲击力：《安南模式新探索：对话代替对抗，监督赢得信任》。

    文章中，孟然一改往日尖锐辛辣的笔锋，用详实的数据和克制的叙事，全景还原了那场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室里举行的“听证会”。

    他详细剖析了“补偿方案自选超市”的设计逻辑，将其誉为“基层治理智慧的结晶”、“破解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题的破冰之举”。

    这篇报道除了刊发在报纸上，同时发表在国内几大知名BBS论坛上，跟帖数迅速破万。

    网民们对安南县政府放下身段、引入媒体监督、尊重工人选择权的做法给予了极高评价。省委办公厅甚至将这篇报道编入了当天的《每日舆情内参》，上报给省领导参阅。

    安南县，一夜之间被架上了舆论的道德高地。

    然而，站得越高，摔得越惨。

    王超贤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篇报道就是一把双刃剑。外面赞誉声越大，内部落地的压力就越重。

    一旦“自选超市”变成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孟然那支笔，随时会掉转枪口，将安南县钉在弄虚作假的耻辱柱上。

    上午十点，县府办第二会议室。

    王超贤以县府办副主任、红星厂改制工作协调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身份，召集劳动、财政、审计三局一把手召开紧急协调会。

    会议桌上，气氛诡异的融洽。

    刘大头甚至带来了一辆超市用的手推车，里面堆满了发黄、破损的牛皮纸文档袋。一股陈年霉味弥漫在空气中。

    “王主任，您看看。”刘大头随手拿起一份文档，纸张边缘已经脆化，掉下几点碎屑，“张建国师傅的文档，六八年进厂，七三年参加过三线建设调去大西北，七八年又调回来。中间这五年的工龄证明，原接收单位早就破产重组了。这怎么算？不查清楚，就是对老同志不负责任。”

    老张捧着保温杯，慢悠悠地接话：“老刘说得在理。财政这边也是一样。我昨天专门给市局预算科打了电话请示，人家明确答复，没有上级文档，自创科目拨付资金，属于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咱们县本来就是转移支付县，一旦被市里盯上，明年的转移支付额度都要受影响。这个责，太大。”

    审计局长推了推眼镜，翻开面前的笔记本：“技术等级系数的专家论证会，我已经安排人去联系省城的学者了。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