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

    上午十点。

    县委办公楼三楼，县长办公室。

    高宏斌刚把市里同学的电话挂断，旁敲侧击的打听一下市里的动向。

    问到的消息，模棱两可：市里最近不太平，宋市长那边消停了，安南县的事暂时没人提。

    “暂时没人提”——这话说得很漂亮，也说得要命。

    早晚有人提。

    他把听筒搁回座机，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茶。早上泡的，凉透了。

    座机响了。

    是陈远山的秘书小刘。

    高宏斌把听筒搁回座机。

    陈远山的秘书打来电话：“高县长，陈书记请您过去一趟。碰个头。”

    体制内的词汇，博大精深。

    常委会叫“研究”，扩大会叫“部署”，只有一把手和二把手私下里的单对单，才叫“碰头”。

    “碰头”！看着平和，实则没有第三者在场，没有会议纪要，说什么都不走程序。

    高宏斌把听筒搁回座机，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口茶。

    然后在自己办公室的穿衣镜前，最后整理了一下领带。

    镜子里的人面色如常，只有眼底的几缕红血丝泄露了昨夜的辗转反侧。

    高宏斌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而出。

    走廊不过三十米，他走得稳健而匀速。

    每一步，都在脑子里预演着陈远山可能抛出的牌。

    走到书记办公室门前，门关的很严。

    高宏斌敲了两下。

    “进。”陈远山的声音传出。

    高宏斌推门而入。

    陈远山没有坐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椅上，而是站在靠墙的书柜前，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拭几本厚重的旧县志。

    “陈书记。”高宏斌姿态依旧躬敬。

    “宏斌来了，坐。”

    陈远山回头，把手里的县志放回原位，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这书柜有些日子没清理了，表面看着光鲜，里头落了一层灰。不翻不知道，一翻，呛人。”

    高宏斌眼皮微微一跳。

    在机关待久了，耳朵会自动进化出一套听说系统，专挑那些语气加重或者敏感的字眼听。

    陈远山提到“呛人”，这指向性太明确，每个字都似乎指向自己。

    但高宏斌顺势在沙发上坐下。

    “书记说得是。机关后勤的工作不到位，回头我让县府办的人来做个彻底的大扫除。”

    陈远山转过身，走到茶几旁，拿起暖壶，亲自给高宏斌面前的白瓷杯里茶叶里热水。

    “大扫除好啊。不过，有些灰尘，县府办的人扫不干净，得咱们自己动手。”陈远山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目光平和地看着高宏斌。

    高宏斌迎着陈远山的目光，笑了一下：“书记今天叫我来，是为了红星厂后续的维稳工作吧？市里的工作组撤了，担子又落回了咱们县里。我正准备下午召开县长办公会，拿出一个妥善的过渡方案。”

    “维稳是表，根子在心。”

    陈远山端起茶杯，吹了吹浮茶叶，“宏斌啊，咱们搭班子，有五年了吧？”

    “五年零三个月。”高宏斌回答得精准。

    “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陈远山感慨了一句，语气变得有些深沉，“我刚调来安南县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一起下乡，在泥巴路上推过车，在漏雨村部里熬过夜。那时候，咱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高宏斌摸不准陈远山的脉，只能顺着话头说：“想的是怎么把安南县的经济搞上去，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这是咱们作为党员干部的初心。”

    “是啊，初心。”陈远山把茶杯重重地搁在茶几上，发出一声闷响，“可走着走着，有些人就把初心掉在泥沟里了。”

    高宏斌面不改色，甚至还配合地点了点头：“书记批评得对。这几年，县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确实步子迈得急了些。个别干部沾染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习气。这次红星厂的改制，市工作组的做法确实简单粗暴了，我作为县长，没有及时把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宏斌在偷换概念。

    把责任推给“步子急”、“市工作组”，给自己定性为“把关不严”的领导责任。

    这是官场上最标准、最安全的检讨话术。

    陈远山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

    “宏斌，我今天找你，不谈市里，也不谈招商引资。”

    陈远山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直视高宏斌的眼睛，“我只谈安南县，谈咱们这套班子，谈你和我。”

    高宏斌呼吸一紧，但面上依然挂着谦逊的倾听状。

    “咱们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