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南园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七八十号人挤得满满当当，黑板上用粉笔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大字：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底线的探讨。

    陈斌站在讲台旁，手里举着一本最新一期的《萌芽》。

    “昨天的报纸，大家都看了！”陈斌一把抓起桌上的《燕京文艺青年版》，狠狠地拍在讲桌上，只露出那个醒目的标题——《警剔文艺界的流氓无产者习气》。

    他指着那个加黑加粗的标题。

    “这帮把持着话语权的大主笔，洋洋洒洒几千字，通篇不谈民间疾苦，只谈他们的高雅！他们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林渊定性为博取眼球的暴民，这顶帽子扣得可够大的！”陈斌咬着牙环视台下。

    “咱们今天不跟他们辩论什么是高雅，咱们就谈谈这本《萌芽》里，林渊新发的小说，《摊位》！”

    台下，中文系老教授张明礼坐在第一排，双手笼在袖子里，没有出声干预，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老高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捏着一个翻开的笔记本。

    “我先说两句！”老高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眼框泛红。

    “《摊位》写的是一对下岗夫妻推车卖早点，被联防队员连锅端的故事，文章里没有煽情，没有哭天抢地，就写了老头为了护住那口熬了半宿的锅，被办事员一脚踹翻在雪地里！”

    老高停顿了半秒，神情有些异样。

    “林渊在文章结尾写，老头爬起来，没去管身上的泥水，而是小心地把折断的木秤杆捡起来，揣进怀里，那根秤杆断了，老头称量人生的标准也跟着断了！”老高猛地拔高音量，“这就是他们口中说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吗？”

    “我父亲也是下岗工人！”老高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

    “上个月在县城汽车站卖烤红薯，城管来了，跑得慢，炉子被收了，我昨天看完这篇文章，连夜给我家拍了封电报，我就写了一句话：爸，你的事，终于有人敢替你说话了！”

    教室里鸦雀无声，许多学生都咬着嘴唇。

    后排一个男生猛地举起手，他是政法大学赶过来旁听的法学系骨干。

    “各位，我是学法的！”男生直接站上椅子，“从法理程序讲，联防队员根本不具备没收私人财产的执法权！京圈那帮文人要求文学保持体面，他们把粉饰太平当做修养，这是对法治建设的掩耳盗铃！”

    男生从书包里抽出厚厚一沓油印纸。

    “我们政法大学辩论社，连夜查阅了现行的行政处罚条例，我们起草了一份关于规范基层执法的联名建议信！林渊同学用文本撕开了这道口子，那咱们政法学子就得拿条文去顶住这份现实，绝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前面挨枪子！”

    “说得好！”角落里几个清华机械系的工科生立刻站起来疯狂鼓掌。

    一个戴着厚底眼镜的工科生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大喊。

    “京城这帮主笔让我爸在车间里保持‘克制的留白’，我寻思着机床断电了，大伙都没饭吃了，确实挺留白！我们清华没有文人那么多笔杆子，但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工程师！我们机械系的校刊今天已经加印了三千份，头版头条，就登林渊那句‘极度贫穷状态中，任何人都绝对办不到保持崇高感情’！”

    旁边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代表也站了起来。

    “我们是未来的灵魂工程师，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会在苦难面前吟风弄月，那我们的教育就是彻底的失败，北师大中文系坚决抵制这种虚伪的文化拢断！”

    张明礼教授看着这群义愤填膺的年轻人，慢慢站起身。

    “百花齐放，不是由几本拢断刊物来圈定花坛的边界。”张教授把手里的保温杯重重放在桌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林渊同学敢把这层粉饰太平的皮扒下来，你们敢顺着这道光往前走，这是你们这群天之骄子该有的担当！”

    “北大的南阁文学社，立刻把今天的研讨记录整理出来，投给南方的报业，那边讲究事实，不怕得罪人！”

    南方报系的触角，远比张教授预想的要快得多。

    就在各大高校群情激愤的时候。

    人大二食堂的过道里，已经架起了好几台带长杆话筒的录音机。

    《羊城都市报》的资深记者周广平、《南方周末》的专栏主笔、《特区青年报》的记者，足足五六家南方最敢说话的媒体，全都集结在人大的校园里。

    周广平拿着录音笔，正对着几名经管院的学生代表进行采访，这几个学生穿着高档夹克，满脸的不屑与傲慢。

    “这位同学，对于林渊在赏评会上的言论，你作为人大的一分子怎么看？”周广平把话筒递过去。

    梳着分头的经管院男生冷笑了一声。

    “我怎么看，我觉得他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