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副教授准备上台打歌圆场把这茬揭过去时，左边第三排又站起来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生。

    “我不赞同刚才那些同学全盘否定的论调。”鸭舌帽男生的声音不大，但确足够清淅。

    他直接看向讲台：“陈师兄，我读过你《茧缚》的初稿残卷，抛开那些后来被迫加之去的妥协不谈，你在第三章描写纺织车间女工换班时那种麻木的生理反应，写得很真。”

    “她们手背上的勒痕，机器轰鸣留下的耳鸣，这些没有在工厂待过半年绝对写不出来，这种不能用一句‘脱离群众’就被抹杀掉的。”

    陈言愣住了，眼睛里透出一点光亮。

    紧接着，旁边一个长发女生站起来：“我也想说两句，你后期的修改虽然有迎合体制的嫌疑，但在文本形式上，你尝试用意识流去解构南方打工妹的心理创伤，这是一个全新的拓荒。”

    “传统伤痕文学只写受苦，你试着写了她们在苦难中产生的精神异化，光凭这份胆量，是今天坐在这里的很多人就不具备。”

    “没错。”后排又站起来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男生，“我们批判你是因为你妥协，不代表你作品一文不值，你敢把特区流水线作为内核议题摆上台面，是有文化人责任感的。”

    三个人，三段肯定。

    让本来摇摇欲坠的陈言，现在稍微稳住了不少。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抓稳麦克风：“谢谢……谢谢你们。”

    他没有敷衍，非常认真地看着这三位同学：“我承认，为了能上内核期刊，我亲手阉割了我认为最精彩的那部分，这是我懦弱的地方。”

    “但在创作初期，我跟女工同吃同住七个月，她们的困境是真实的，我记录的动机也是真实的，只要有人能看到她们的苦，这顿骂我挨得就值。”

    坐在第二排的林渊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脑子里在飞快地盘算着，北大学生这种矛盾又客观的评价体系太厉害了。

    绝不盲从权威，不随便踩死打破规则的人。

    前一秒能用最刻薄的语言把人扒光，后一秒又能用最专业的眼光挑出作品闪光点。

    麻烦大了。

    林渊换了个坐姿，等会轮到自己上场，这群天之骄子同样不会留情面。

    自己一旦理论没闭环，被这帮人揪住小辫子，那指着的力度只会比现在大十倍。

    而前排那帮老狐狸和影视老板，就是在等着他被北大学生批的一文不值，最后在名正言顺给他判死刑。

    齐副教授适时开口：“同学们畅所欲言是好事，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特邀媒体。”

    话音刚落，前排记者席唰地站起来好几个人。

    最先抢到提问机会的是《文学报》记者：“陈言老师，您在长篇创作中，如何平衡宏大时代背景与个体叙事的结合？”

    陈言情绪完全平复，心平气和地拆解自己的写作手法。

    接下来的《青年文学》和《当代文坛》记者，提问都围绕文本结构和现实题材边界展开，陈言应对自如，再没有刚才的张狂，透出几分沉稳，把自己在南方特区调研的艰辛和构思历程说得清清楚楚。

    前排的孙立人有些无聊地换了个姿势，他想看的是年轻人的笑话，不是学术汇报。

    直到第四个记者站起来。

    是《南方都市报》驻京站的一个年轻记者，没拿稿子，攥着录音笔，看着台上的陈言抛出了一个尖锐、致命的问题。

    “陈言老师，您刚才反复提到修改初稿时的纠结，那我想请问，在这个经济快速转型的年代，您认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出路，是否需要彻底拥抱商业化？甚至打破现有的圈层评判，直接让读者的钱和市场的数据，来决定一部作品是死是活？”

    这问题一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所有人都清楚，这个问题是作协和传统文坛最关心的事情。

    什么叫让市场和读者来决定生死？

    那作协那帮端着铁饭碗、拿着审稿权的编辑还要不要吃饭？

    那帮靠互相吹捧拿奖的老作家还要不要脸面？

    所有的目光全落在陈言身上。

    陈言看着记者，又看了看前排脸色发青的作协前辈，经历了刚才的大悲大喜，反正遮羞布都被撕了，他这会儿反而没什么可怕的了。

    举起麦克风，声音异常响亮：“必须商业化！”

    陈言根本不给前排领导插话的机会，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不仅要商业化，而且只有直接经历过市场毒打的文本，才有资格谈生存！”

    “为什么我现在活得象个精神分裂？如果我不听话，不按他们的套路写，我就发不出文章，拿不到一分钱！”

    “我要是能把书直接放到书摊上，让读者花钱买帐，我至于低头去改那六遍稿子吗，市场不会撒谎，读者的钱是最干净的！”

    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