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员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没书读。”

    “他们在那边跑场地、遇到了点阻力，我明天得过去跟他们汇合，帮忙解决点实际困难，这事儿比我个人的名誉重要。”

    这句话一出，电话那头陷入了安静。

    陈锐握着话筒的手猛地一紧，他明锐地察觉到一个可报道的新闻。

    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最吸引公众？

    前一秒，他是在互联网上孤枪匹马硬刚权威、刻薄入骨的文化暴君；后一秒，他却拿着赚来的版税，在京郊为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弟跑前跑后，筹建学校。

    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反差，这种知行合一的社会责任感！

    再反观那个起诉林渊的阎老先生，天天住在四合院里研究康熙乾隆有多英明，索要那一块钱的精神损失费。

    两相对比，谁才是真正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心里的人？谁才是那个只会玩弄文本游戏、脱离群众的腐朽遗老？

    陈锐的头皮一阵发麻，立刻意识到，林渊刚刚抛出的这个名为“公益”的信息，其新闻价值甚至远超那个史学专栏！

    “林老师……”陈锐调整着呼吸，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狂喜，展现出媒体人的专业素养，“您刚才说，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孩子现在连学都上不了吗？”

    “对，公立学校进不去，借读费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家长在城市盖高楼大厦，孩子却只能在工棚里玩泥巴。”林渊的叙述不带任何煽情，只是克制地陈述着那道残忍的时代伤疤。

    陈锐深吸一口气，果断出击：“林老师，我们《扬子晚报》一直密切关注社会民生，您明天的行程，不知道方不方便带上我们驻京站的同事？我们不打扰您办正事，就想跟在一旁。”

    上钩了。

    林渊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嘴上却保持着谦逊：“带你们去当然可以，不过得说清楚，这事儿牵头的是我几位心怀大义的学长，我就是个凑数的，你们可千万别把这写成我个人的功劳簿，那就变味了。”

    “您放心，我们懂规矩，您的这份心思，那是真金白银也换不来的善举，要没您帮忙，这事儿哪能成。”陈锐连声应承，语气里多了一份发自肺腑的敬重，在这个名利场里，愿意掏真金白银给底层干实事的人，太少了。

    双方又敲定了明天碰面的时间和地点，林渊从容地挂断了电话。

    随后手机再次响起，《羊城晚报》那边的回音也到了。

    同样的千字千元，同样的主编拍板。

    在面对林渊抛出“明日需下基层筹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行程后，《羊城晚报》的负责人爆发出和陈锐如出一辙的新闻饥渴症。

    “林先生，这可是真正的大事！请务必允许我们的记者随行，我们保证用最客观的镜头，记录下咱们当代青年的社会担当！”对方在电话里斩钉截铁。

    “那就明天上午九点，大红门见。”

    通话结束。

    林渊将手机搁在桌上，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玻璃，外面的槐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

    京圈的那帮人，自诩清高，试图用一纸传票、一套司法流程，在象牙塔里将他这个出头鸟光明正大地闷杀。

    但他们大概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维度打击。

    等明天，南方两大报业巨头的记者，扛着长枪短炮站在那破败不堪的打工子弟学校门前与林渊温和坚定的身影一起定格在报纸上。

    到那时，他林渊就不再是一个“狂妄的大一新生”，而是“底层民众权益的执言者”。

    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当这篇带着浓重泥土气息和惊人社会悲泯的报道，与他那篇解剖满清历史的专栏同时刊发在南方上千万份报纸上时，那位正在准备出庭的阎老先生，以及他背后那一群每天研究着主子如何起居的遗老们，在看到报纸时，脸上的表情会有多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