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师您说。”对面的周主编语气中透着彻底的信服。

    “帮我联系几家做社会民生新闻的媒体记者。”林渊给出指令，“不要写评论文章了，我要他们带上录音笔和相机，去小学的校门口、去公园、去少年宫。”

    林渊的思路极其清淅，既然要定性，就要做成无法翻盘的铁案。

    “去做一个社会纪实采访系列，重点采访那些几岁、十几岁的孩子，问问他们看了辫子戏后，为什么喜欢学着下跪，问问他们觉得里面的官员有没有气节。”

    “然后，去采访那些担忧的家长，把孩子们模仿的画面、家长真实的愤怒，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整理成连载报道。”

    电话那头，周主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意识到，林渊这不仅是在辩论，这是要直接把一整个产业的生态给连根拔起。

    这套组合拳打出去，那就不仅仅是停播一两部剧的问题了，这是要把“辫子戏”彻底钉在社会毒瘤的耻辱柱上。

    “这笔车马费，我来出。”林渊补充了一句，“务必做成一个有连贯性、有大量样本的社会调查报告。”

    挂断电话，林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夜色。

    既然要算帐，就得把桌子掀干净，不知道明天那帮遗老看到白纸黑字的社会调查报告时，还能不能继续端着茶杯讲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