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毓不想再等了，既然宇文护已经还了行政权力，那么他怎么就不可能还回兵权呢？他父亲宇文泰也不过活了五十岁，宇文护四十六岁，差不多也要入土了，兴许稍微施力，他就会继续让权。

    宇文护的退让给了他些许期盼。

    他急切的原因也和宇文护的腐化有关，他的专权不仅有坏结果，还有更坏的结果。

    说到底，关中从二十年前的“大饥，人相食，死者十七八”开始，人口和农业发展就一直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准，野战打得凶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资源。

    沙苑之战前，东魏丞相长史薛琡就曾经劝过高欢，说西贼连年饥荒，根本没东西吃，只要困住他们不作战，第二年保证饿得死死的，高欢没有听从，沙苑因此战败。

    这个时候宇文泰率领的军队不满一万，而且粮食仅够维持三日。

    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贫弱的生产基础，让宇文泰只能通过国家的大手强行控制经济资源，六条诏书中的“尽地利”就说了，“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

    在这种超强度的压榨之下，关陇的小农过得非常幸福，均田所得的土地获得的非常少，因为大部分要分给府兵们嘛，但作为补偿，获得的力役就非常多了，宇文将军的恩情还不完，虽然他们肚子是饿的，但眼中有光。

    家里无粮，必须向外扩张，每攻占一地，西魏就会将那个地方的民众与降兵强制为奴，军队俘获后押送回京师再进行分配，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五年前攻破江陵打败萧绎，残梁百官和士民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大部分赐给了武将们作为奴仆，以维持府兵们的经济特权。

    除此以外，周国交好突厥不是没有代价的，每年向突厥供给锦彩十万段，高价且大量的收购突厥马匹，为的就是换取突厥的军事支持。

    在各方面的需求下，周国的经济压力与日俱增，宇文觉登基那年，为了节省开支，还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六府士员；同时为了稳固政治，早年也曾经大力推行佛教，齐国有两百万僧尼，周国也有一百万左右。

    为了更好地夺取财富，不仅从宇文泰时期就禁止百姓酿酒和制盐，利用盐铁专卖获得暴利，还铸造虚假铜钱，面值已经达到了旧魏时期的五铢钱的五倍。

    可以说，为了保持战时军力，北周统治者将经济压榨、暴力掠夺、滥发货币、政策限制的手段施行到了极限，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征服性与落后性。

    这也导致关陇集团在进入周国体系的同时，形成了利用政治强权攫取财富的特权群体。

    这一点进而影响到了府兵制本身，宇文泰设置柱国系统的目的，主要是让各位武将们借此变成军事贵族，和他的集团牢牢绑定在一块。自他死了之后，这个思路依旧延续着，但延续得太好了，逐渐滥授，贬值极快，后面又不得不增设上柱国，连带着大将军这个原先最尊崇的军职也变成了散官，是个人就可以做大将军和柱国，实际上没有军权。

    原本西魏早年的重大压力，主要来自于东魏的战争攻势，但玉璧战败后，东魏就没再尝试过发起大规模的攻击，一直到如今齐国的天保九年，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休养生息的时机。

    但宇文护在执行宇文泰既定策略的同时，也延续了那一套战时经济架构，而且自他扶持宇文泰之子建周之后，宇文氏没有足够强力的法理性，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就不得不向关陇豪族输送大量经济利益让他们承认自己，也就使得周国高层，特别是亲近他一党的人有着贪污成千上百万钱的机会。

    关陇地区的庄园土地，也因为豪右们加入府兵制度以及建立战功，让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土地、住宅、奴婢、耕牛进行赏赐；得到了实际利益的关陇豪族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小家放弃大家，默认宇文护乱搞，很有一种隔壁齐国的晋阳勋贵的味道。

    而这套体制又培育出了新的食利阶层，作为这套制度的最高受益者，宇文护毫无意外地腐化到底，广营第宅，诸子贪残，僚属纵逸，他的黑手伸向哪里，哪里的贪腐就泛滥成灾。

    这也是宇文护一党在周国内部被人鄙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执政尚可，但个人的私德不行，做戏都不能做全套，怎么做周公？

    因此宇文毓不得不焦虑，拖得越晚，他改革周国的时间就越少、阻力就越大；宇文护锁死了周国发展的上限，有他在，国势只能日渐沉沦。

    他面临的艰难局面，一点都不比高殷小，因此必须下猛药。

    “自大统始，州数泛滥，改革州府，实为必要。”

    宇文毓说下这话，即是拍板决定，其他人就不需要再讨论该不该了，而是该如何做。

    他抓的这个切入点也非常之好，从西魏到周国，州数府数都大大提高，从大统十二年的十府57州，到了如今的二十府130州，足足扩充了两倍以上。

    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