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昭君待在仁寿殿内，晋阳来往的书信多被截留，她仍旧收集到许多，但也只得感慨：“如之奈何？”

    她比勋贵们更加恼恨，高洋是铁了心的要扶持汉种，甚至做出这种接近将她软禁的举动，可恨的是斛律光也和汉种不清不楚了，很有要嫁女儿给他的意思。

    想起这些日子在邺城的种种，一个想法浮游而生：莫非汉种真有佛主庇护？

    这个想法让娄昭君心中一惊，急忙否定，可现实比她的一厢情愿更加残酷。

    受到高殷的拉拢，邺都内各大寺庙都在推广着宣传高殷为月光童子的佛经。

    这也和高殷所发展的印刷术有关，很多时候高殷只是向下面提了个想法和要求，碍于他的等级，下面的工匠不得不绞尽脑汁，做到太子需要的效果。

    这些技术是未来许多年许多人的苦心钻研所得到的精华，正如同数学公式的摸索与成立，需要多年的探究。

    但从零到一很难，从一到二却容易许多，高殷等于直接照抄了数学题的答案，让他们自己去推敲公式，而他又是太子，有皇家的资源给工匠们探索，只要工匠们不偷懒，总是能迅速推敲出来的，因此印刷一术在高殷的强制命令下发展得极快。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印刷术的先期发展，主要是为印刷佛经而令人瞩目，毕竟贫寒文人为了节省成本，会自己抄书，而佛寺出得起钱，需要大量的经文来推广传播宗教文化，反正最后可以让信徒们买单，不怕没有销路。

    而后是身处战乱年代的世家们储存家学注经的需要、高殷为八旗士兵准备的入门兵法与拳经、小说戏剧的话本读稿、修改后的新齐律与解析材料，乃至是黄历、年历、解梦册子和算命指南，这些各方各面的需求，也推动了整个印刷产业的兴旺。

    由此，邺城的文林馆不得不请示高殷，在他的指导下又设立了造纸局，专门研究如何制造更加轻便柔韧的纸张，继而用太子的权力对各地园林进行考察与圈地，与某些豪族达成隐秘的交易，中间的来往经过东宫辑事厂的协办，大大加强了厂主的权力。

    而且在印刷的事情上，文林馆还有着一项只有文人才理解的特权，即标点记注权。

    高殷从一开始写三国的时候，就加上了后世的标点符号，这样更方便读者理解。

    这个习惯也被他要求，带到了文林馆中，凡是文林馆出品书籍，都要设置标点以方便阅读，这样就控制住了书籍的解释权。

    对某些世家来说，他们的家学经书是立身之本，而如何解读，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可他们毕竟没有印刷的技术，需要的时候只能去找文林馆，而文林馆如何分配标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经文注释，拿着错乱的标点去解读自家经文会对不上。

    除非他们不想用印刷，可使用过这种便利的人，是很难抗拒的。

    因此世家都要力求文林馆众人能够按照自家的需求来分配标点，这就成为了文林文士们的特权，懂行的人坏起事情，才更加可怕。

    文林馆文士的地位随之高涨，只要是去汉人的领地，走到哪都能成为座上宾，加之太子在前线屡屡传捷，更让他们增添了东宫邸臣的色彩，出于政治立场，也不得不拉拢。

    文林馆借此聚揽了大量的金钱，并俨然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在高殷看来，将来或许会成为东林党那样的党派，可还没到需要制衡的时候，现在只要能帮他抗压祖母，那就越大越好。

    听闻太子迎娶突厥妃子，未来是突厥皇后，这对于一些文人来说，属实是天都塌了。

    齐国坐拥孔孟之乡，自觉是衣冠上国，现在和披发左衽的突厥人搞在一起，无异于听到刘渊声称“我世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的震撼感，恍如晴天霹雳。

    然而太子和突厥公主郎才女貌，哪里轮得到这种人说事，抓住这点喋喋不休的人很快被赶出了文林馆，文林馆上层默认太子的婚配之事，因为这里面肯定少不了至尊的意思，违逆太子尚可活，逆了至尊，那多少和家人都有点矛盾了。

    只是这样一来，文林馆的文士们就开始寻找新的码头，既不想托靠突厥人，也不想归附鲜卑人，于是他们纷纷依附在皇后李祖娥以及良娣郑春华的麾下。

    倒是齐国的普通百姓觉得这是一桩好婚事，能与突厥联姻，意味着难以开战，那么去北部戌边和缴纳赋税就可以稍停一些。

    传言也在邺城愈演愈烈，说是太子梦见北方的黑狼，而突厥可汗也梦见了月光王，双方隔着千里互相感应，可汗被佛主感召，决定嫁女与太子，并主动斩杀了周国使臣来表示断绝关系。

    这些传言能够广泛传播，除了佛人对高殷的帮助，还有辑事厂的探子们，借着印刷局与刑部职事的由头，他们将工作处理得愈发得心应手，已经能够脱离前两者，在一定阶级下，只打辑事厂名头就能够随意带走人犯，而不用通告罪名。

    邺都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迎接至尊与太子归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