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睿此刻站出来表态虽令人意外，但也符合情理。

    在灾异出现且对应君主，而由汉帝将其解释为“当移大臣”的说法时，宰相就有了燮理阴阳、与天子分担灾异责任的职能，曹丕虽然取消了灾异策免三公的制度，但这部分观念也保留了下来，使得灾异奏议不仅是君主和臣子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君臣协商灾异咎责的关键桥梁。

    由于没有了背锅的重荷，臣下对灾异的解释更加缓和轻松，多在灾异奏议中主动引咎，既能缓解君主因灾异承受的政治压力，也能借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说得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这个炸药包臣来扛了，至尊您也要手下留情，再考虑到世俗人情，皇帝多少也要看在这份政治默契上念着老臣的一些好，不把事情做绝。

    八王之乱中的汝南王司马亮、前燕太原王慕容恪都曾经为了缓解皇帝的压力而请求逊位，皇帝再把责任归咎于自身，两方相互谦让，一推一拉，这责任就消弭于无形中，留下“我们都有错，但都还行，继续一起努力吧”的结语，事情就算过去了。

    高睿这一举措也不过是在效仿先贤，给了度支曹郎中和皇帝一个台阶，高殷闻弦歌而知雅意，笑道：

    “赵郡王勿忧。天灾岁有，岂独今时？若因旱涝水蝗便迁怒大臣，那与先帝毁祠掘墓何异？”

    说着，他的目光又移到伏地的度支曹郎中身上，语气缓了下来：

    “卿所奏灾情，朕知道了。赈济粮帛，度支尚书……嗯，这几日就麻烦赵郡王负责与仓部、左户两曹会商，拟出数目，三日之内报朕。对流民的安置，着九州郡守妥为抚恤。”

    “臣等遵命。”

    被点名的几人行礼，度支曹郎中感激地看了高睿一眼，各自退回班列中。

    原本这方面的事务该由执掌全国财政与民政事务的度支尚书负责，但正主杜弼留在了晋阳，暂时主持齐国河东攻略的后勤事务。

    也不是说全国只有杜弼有这个才能，但晋阳平乱后，能够在地位上和他相比的人并不多，加之杜弼是高欢时代就地位非凡的老臣，自身也是被晋阳派系所尊重承认的，如今过了两代，地位更是超然，为了确保晋阳不会因为后勤的人事失误，继而影响到前线，高殷便将他留在晋阳。

    整顿晋阳后，代表政治的邺都和代表军事的晋阳被迫按照高殷的意志，进行形势上的融合，但因为各自都占据着重要的属性和不可替代的职能，又不能在短时间彻底地融为一体：军事需要晋阳发力，而邺都则是汉化根基，高氏不可能放弃其中一个。

    放弃晋阳的结果是历史上的晋阳军力遭到削弱，最终被周人反扑而灭亡，放弃邺都的结果则是否定了未来的汉化可能性，也抛弃掉了孝文帝的改革遗产，看上去影响不大，但会间接降低各地士族的人心士气，让他们失去追随高氏齐国的意愿，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甚至可能会开鲜卑之国的倒车。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仔细考虑如何安插忠诚于自己的合适臣属。

    现在对高殷本人忠心耿耿、年轻又有才能的臣子已经有很多了，但现实政治不是玩策略游戏，不是他刚招募到一个满属性神将，就能立刻把平庸的低属性丞相曹爽撤下、换上毫无资历只有属性的神将玄袍司马懿的，即便高殷已经是实权君王，但在这方面也要谨慎。

    若是宗室还好说，到底是自家人，反对的声浪会小些，但能被朝堂接受、适合处在高位、自己又敢放权的臣子就很少了，尤其是在清洗了一波晋阳勋贵后，贸然换上新人，也会引起许多支持和保持中立的二线勋贵们的不满，就更让高殷的选择捉襟见肘。

    这就使得此时的齐国出现了官职上的微妙缺漏，司徒、太师、太保等官位无人守任，重要而必须履行的职能被高殷委托给新上位的二线勋贵和部分他极为看重的臣子身上，其他人也不是不能替代，但需要磨练、做出成绩，让别人心服口服，也能抵挡住一些潜藏的反对之人的恶意，所以像他青睐的樊子盖、贺若弼等年轻将领还需要时间去成长，现在还拿不出手。

    又因为高殷这个齐帝根基在邺都，在这时期不可能和晋阳彻底凝合在一块。

    虽然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但单位不同，饭还是要分开吃的，齐国这个双都制度在分工明确的同时，也让高殷不得不设置两套班底以应对现实，这就又有大量不是高殷想要重用的臣子上位得权，后世的经验在此刻已经帮不上忙了，即便是高殷，也只能是暂时默认，当做既定事实。

    同时还要考虑将来要重新整合在一起，齐国重新回归到一个帝国该有的一个中心的概念，这些人又会被裁撤或者外放，所以高殷有意地控制着某些官位空缺，将复数职事以兼任的形式压在一个臣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时期的重臣多数有着影响甚至威胁皇权的能力：

    做事的人就有着一线的情报和做事的权力，同时因为国家形势的变换，权力又在动态的变化，把握或处理不好这一点的君王就会被臣子窃取权力，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