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者，天子所以奉天承运、与民更始之号也。”

    对黄河济水的祥瑞做出了回应后，高殷便申明了自己的主旨：

    “自汉武建元以来，历朝因之，然朕观前代，有帝王在位数十载而屡易年号者，譬如梁朝萧和尚，四十八年，七度改元，可谓频矣。”

    “然则，年号多易，可曾佑得萧梁江山稳固？侯景围台城，彼僧饿薨宫，江南板荡，宗庙倾覆，可见年号虽与国运兴衰有关，然频而改易，乃人意尔，非天命也，天乃不眷。”

    殿中群臣默然，有人微微颔首，有人若有所思。

    高殷稍稍提高了声音：“朕尝思之，年号之设，本为纪年便民，非为粉饰太平。一帝在位而数改元，则百姓莫知所从，史册徒增繁冗。况改元之际，往往有大赦、改官、更制，朝令夕改，吏民疲于奔命，此非所以为治也。”

    “年号者，所以志岁也。政令施为，非积以岁月不能见功，卿等细思，为官主政时若朝令夕改，则民不知所从，吏无所措手，虽有良法，亦难行也。”

    “年号亦然。夫年号本以祈福应天，今若频易，则似天眷之数迁，嘉祥之不再，是以吉号而自弃之，岂不谬哉？且如此一来，年号之改乃系一时之事，或应一人之功，非天子历年之纪。”

    “若因灾异而改号避祸，是欺天也；因谶纬而易名希福，是惑民也。使民不知君之在位，疑朝廷之屡易，人心摇动，祸由此生。故年号之设，当以恒久为体，不宜轻改，以彰天子之德，而定天下之志。”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年号的称呼上斤斤计较，但对君臣而言，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朝廷立改年号，目的无非是向天下散播政治信号，宣布自身得到了天赐的福瑞，亦或是觉得之前的年岁是垃圾时间，要向世人宣布从此刻开始，国家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所以要改元建新。

    但如果是在同一个皇帝的任期内连续发生这种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可怖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天下人所使用的年号纪元，是根据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或时间节点来计算的，而不是皇帝本人，就像宇文毓称帝使得周国的天子和王爵分离，给了宇文护进爵为王的机会一样，年号和皇帝本人分离，意味着其他人同样可以根据其他事件或需要去修改年号：

    像汉灵帝刘宏死亡后，刘辩继位，改元“光熹”，这时候东汉主要的掌权者为何进与何太后的外戚集团。

    四个月后，宦官们发动政变杀死何进，改元“昭宁”，意味着何进已死，天下安宁，昭示天下。

    而后董卓入京，废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又改元“永汉”，等于董卓在政治上完全否定了何进、何太后及宦官集团的一切，宣告终结了旧时代，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而后到了年末，又废除了上面三个年号，改回了汉灵帝驾崩时的“中平六年”，不仅是因为一年之内二次易帝、四次改元非常难绷，汉朝好像乱乱的，而且能以此来表示自己延续的是汉灵帝的政治路线，同时灵帝死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主体性，完全否定了何进、刘辩、宦官乃至士大夫们的行动合法性，并宣称自己和拥立的刘协才是汉灵帝的正统继承人。

    每一次改元，都是一方势力试图通过更改天命的纪年，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手段。

    这种手段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但由于之前的皇帝们也都干了，所以后世的皇帝不能用祖制来反抗权臣。

    于是年号在强盛的皇权手中，是一种有政治影响力的玩具，但等皇权衰落、大权旁落人手的时候，年号就变成了权臣宣示自己掌权的象征，仅次于废立皇帝，比起废立过于极端和容易引起反弹的性质，更改年号则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可以试探朝臣的反应，且不容易引起较大的反感。

    所以中平之后的初平，实际上是刘协的第一个正式年号，代表了董卓的统治，李傕郭汜等人掌握朝政后，改为兴平，意味着王允这样的逆臣已经被平定，李郭二人继承并延续了董卓的路线，号为“兴平”，而因为天子血脉只有刘协一个，曹操废不了，就只能修改年号为“建安”，以表示彻底和董卓一系的统治决裂。

    在曹丕篡汉时，很多人没意识到一个细节，就是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刘协在三月份就改元为延康元年。

    曹操由于功业不足以推翻汉室篡位，只能把工作交给和汉室关联不大的曹丕进行，刘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趁着魏国换头的松懈期悄悄把年号给改了，这实际上就有三层暗意：

    第一层乃是“延续昌盛”之意，在曹操死亡、魏国纷乱时向曹丕示好，表现我这个皇帝没有趁权臣死亡搞事的意思；

    第二层则是暗示大臣搞事，上一个带康字的年号是汉桓帝刘志的“永康”，而永康的时代背景是宦官与士大夫爆发冲突的党锢之祸，宦官势力大获全胜，朝野舆论沸腾，为了舆论考虑，桓帝才改元永康，而刘协在此刻改为延康，则是暗指曹家这个赘阉遗丑的家族正是延续了党锢政治的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