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寺庙经济的逻辑链是如此地清晰而严密，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不可轻动；

    所以迫不及待对佛教动手的拓跋珪、宇文邕，乃至后来的李炎、柴荣灭佛都是直接掀了桌子，直接动用国家力量对整个佛教降下帝罚，目的就是不打破这条逻辑链而治罪链子上的当事人们，割一波韭菜，割够了以后再重新恢复链条，在某些程度上直接暴露出了皇权的目标就是从僧人手中夺取田产资材，所以遭到的反弹力度也十分强大。

    而且强如这些帝王，也不敢真正把这条僧尼经济逻辑链给彻底毁灭，因为民间上下对佛教还有相当大的依赖和崇信，间接地影响皇权，如果连宗教能够重振的制度生态都毁灭了，那许多僧人的精神信仰和经济倚仗也都灰飞烟灭了，短时间内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僧人和寺庙裹挟群众闹事，是彻彻底底的官逼民反。

    所以僧尼的免役特权不能废除，一旦废了，那么二百万的僧众会反抗不说，广泛受他们影响的黔首、佛社、邑义、贵女以及崇信佛教的一大帮子权贵都会受到刺激；

    别的不说，高睿就是一个信佛信到骨子里的家伙，高家宗室里和他一样的不说一半以上，有八成都如此，若真这么做了，那高殷就可以享受到从太后妃嫔外臣将领全天候无死角的哭爹喊娘式劝谏，在他们眼里，自己的疯度会直接超越高洋，成为从古至今精神问题最严重的皇帝，只怕女人行房时都恨不得给他一脚夹死；

    而事实上高殷又的确是想稍微遏制佛教的政治经济双特权，那么就得先放下经济方面，先从政治入手，也就是改造度牒这东西的作用，把它的政治和经济属性略微拆分。

    好在前世的公务员生涯给了他足够的灵感。

    说实在的，后世所谓的“高考状元”只是名不副实的跟风罢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熬过了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地狱试炼，高殷就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来建设齐国的考试制度；

    根据北魏旧制，每年发放的度牒在不同规模的州有不同的名额，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齐国目前有百州，其中大州和中州接近四十，小州六十余，也就是一年产出四千余名在籍僧人。

    获取的途径一是通过考试，二是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

    第三项是最多人的选择，因此能够度人为僧，本身朝廷就已经收取了一笔“出家费”，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库空虚，李隆基让杨钊用他无敌的国忠想想办法，杨国忠想出来的妙法就是去山西卖度牒，很快凑齐了一百万贯；

    这对百姓来说也的确是好东西，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的金户口，能逃税逃兵役徭役，比铁饭碗还要高两个级别，所以也有很多人拿来炒高价，以后家里有人需要逃役可以直接用，实在没地方用也可以卖给别人，不怕砸在手里，简直等于后世的股票期货，而且还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烂在手里的硬通货。

    而现在，高殷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个口子，即大州扩充十五个名额，中州十个，小州五个，每年增加了八百名僧人的入库量，等于皇帝主动拓展了佛教的影响力，对佛教有利；

    既然对佛教有利，那么皇帝对这八百新僧的编制有所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吧？

    卷，全给我卷，都给我当做题家！好好研究抽象的佛理如何与大齐律法融会贯通，在现实生活中指导百姓依法诉讼，过上具有大齐特色佛法主义社会的高品质生活！

    而后高殷再不断拿出一些简单的判例法、成文法的例题让这些小寺做题家们进行思考，反过来又推动国家司法对证据链、时间线、犯罪动机和行为轨迹、不在场证明等后世刑侦学的基础知识探索和建设，从而使大齐的司法制度趋于完善，为之后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司法流程打下基础；

    再通过高殷自己和文林馆的待诏文士们创作一批类似《狄公案》、《李公案》、《刘公案》之类的平断冤狱，惩办贪官污吏地痞恶霸的推理话本，培养民间对知法守法、依法行事的爱好，塑造他们对国家法度的信赖和恐惧，就能在无形中使齐律深入朝野人心。

    而这就间接抬高了高殷和他所精选的这批小寺做题家的地位，这和当初开办武会、招募河北士族豪强以及旧洛宿卫作为自身新班底是一样的，都是汲取在社会中处于劣势、郁郁不得志而又有潜力的底层阶级，以才能作为选拔标准，使他们能够迅速完成阶级跨越，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高殷连他们的官面称呼都想好了，既然是修习律法的僧人，就叫“法师”好了。

    再允许他们在各地建立类似律师事务所的“讼寺”，专门负责诉讼事务，有执业资格的法师们就可以在收取高额诉讼费的同时，与当地士绅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诱惑是法师们根本无法拒绝的。

    而这种迅速的攀升必定会引起僧众内部的警觉和抵触情绪，然而由于高殷并不是缩减僧寺编制，相反还是扩张，如果要表现出不满，他们就必须拿出一些适当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