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佛寺怎么和律法诉讼扯到一块去了？

    李灵德闻言一惊，想问个究竟，高殷已经放下帐帘，一副不打算多说的样子；她也不好追问，只能看着高殷车驾远去而行礼，在之后的时间里慢慢思索，推敲着至尊此言的深意。

    她不知道后世的律师模式有多重要，合理的诉讼机制在追求治下无讼的古代没有发育的土壤，其中的关窍哪怕让诸葛亮、房玄龄等明谋国士来思考，也根本无法理解——不是他们想不通高殷追求诉讼制度化和程序化，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提高诉讼数量，这样只会引起百姓无限追讨，提高民野的纷争频率，最终不利于国家稳定。

    对中国来说，百姓就本本分分地当牛马，安心给上层打工种地提供赋税就完事了，牛马之间的矛盾他们不屑理会，这种事只要在祭拜和下诏的时候对着老天嚎两嗓子“为了万民”就可以了。

    但高殷来自现代，十分清楚人和人的交往既然有美好的相遇，也就有丑陋的相处，哪怕恋人也时常会因为感情变质而分崩离析，何况涉及到种种利益相关的事情？

    人们的恋情因宗法制和婚姻制度被锁定，高殷自己是受益者，也就不打算改，不然所有妃子跟他谈起人人平等、自由意志，要求额外的补偿，那高殷也只好伸出屠刀作为她们的青春损失费了；

    但诉讼这件事则不同，可以说其中隐含了中国治乱兴亡的脉络。

    春秋战国之所以能有百家争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时人默认君与臣各有应尽的道义与职分，无论是《论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是《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以及最经典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都在确定这种权责关系。

    各人的地位随着社会分工不同而不同，不过每个地位都有自己要遵守的原则和权责，是毫无疑虑的，所以会有镐京国人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集结起来推翻周厉王统治之事，因为周王乃至后世天子的本质，就是部落氏族中的大祭司、大族长和大军团长的代表，在神权行政权以及军权方面都负有最终的责任，也因此获得了最高决策权。

    因此春秋时期的贵族们经常亲自上阵，打仗不仅是他们的义务，甚至还是特权。

    而秦制之所以残暴，就是改变了这种政治默契，所有人只履行义务，享受不了应有的权利，权利都被上层盘剥献与更上层了；

    职责就意味着做事，做事意味着有消耗和对错，而上层只要不做事，就永远没有消耗和错误，也就是永远正确。

    就比如亲征这件事，作为军队最高指挥的皇帝，本身就有义务亲临战场，带领将士走向胜利，然而皇帝们为了稳定性和自身以及子嗣的地位考量，将这一职责的主要责任转交给了将领，以至于玩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奇葩生态，因为这本质就是君主的私域，君主之上无皇权，而将领在切实履行统军义务的时候，沾染了皇权的金辉。

    如果皇帝亲征，那谁还敢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君就是大将，是统帅，是天命所归的最高负责人！

    而一个不在前线参与艰苦行军、不亲眼见证尸山血海的皇帝，本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将领，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根本没在前线历练过，所以中国古代才会屡屡出现押注数十万而一招落败，哪怕胜利了也消耗巨大的战争，躲在皇位上的帝王不仅对战争的残酷性难以认知，对风险的偏好也天然高于亲历战场的君主，他们实际上玩的就是一场战争游戏，只是消耗的是真实而血淋淋的人命。

    说的就是你，刘小猪！

    同样的，前线将领手握重兵、承担全部军事责任，但无权决定战略方向、也无力控制后方支援，所以白起最后被逼自尽，姜维屡被猜忌，五代十国屡屡出现军将倒戈自立为王的事情，同样是权责倒挂的体现，将领们承担了军事责任，却没有为他们设置行政权力上的安全保障，于是“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替君王履行风险职责而换来的巨大威望，又反过来遭到君王猜忌而黯然收场。

    古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就变成了一场内耗，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在各种意义上都成为了竞争者，只有其他人全部死绝，或是成为永远不敢反抗的奴隶，才能迎来短暂的和平。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言“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以此劝谏李世民，但这句话的前提就已经将喻为水的臣民视作皇权的私有物，而忽视了水的自然性，也就变相承认了皇权天然控制着“水”的权力，春秋战国时确立的君臣职权守则，已经被破坏得不成体系，一切全靠皇帝本人是否有自觉。

    于是官僚们投上所好，皇权喜欢甩锅，官吏们就不做事或刻板运转，最终推崇起“无为而治”，甚至在官僚阶层壮大后反过来推崇皇帝“垂拱而治”，一有锅就甩给皇帝，让皇权品尝自己的恶果。

    百姓们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反抗越来越精密、冷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