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材料，语速平缓得像在念报表：

    “这几个项目，主要问题都差不多。一是前期账目乱，施工方出事以后，很多合同、签证都对不上，审计核了快半年，还没理出个准数；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多，征地拆迁的尾巴、周边居民的诉求，缠成一团；三是…… 之前也提过续建，但招标几次都流标了，正经企业怕踩坑，不敢接。”

    他说得面面俱到，全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却半句没提 “该怎么干”，也没表自己的态。

    既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完完全全是摆事实、不担责的路数。

    说完，他便重新低下头，拿起笔在材料上轻轻画了一道，仿佛接下来的讨论都与他无关了。

    君凌看着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个管钱的说没钱，一个管事的说难干，这就是 J 城官场的常态。

    遇事先摆困难，先讲客观，没人愿意主动伸手接烫手山芋。

    他没追问古净，目光扫过全场，语气依旧平稳，却带着一股不容回避的力量：

    “困难都摆出来了，很好。但困难再多，事也不能一直拖。总不能因为钱紧、事难，就让老百姓接着守着烂尾工地过日子。今天叫大家来，不是听大家说‘不行’的，是一起想办法‘怎么行’。”

    “钱局长，”

    君凌的声音平稳落下，目光越过前排的副市长，直直看向第二排的财政局长钱杰，

    “你管着全市的账，说说看，财政这边到底能挤出多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