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温言认真地翻看着第一批三十三位患者的资料，一页一页地翻。

    资料堆成了半人高，数据密密麻麻，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

    不对——不是三十三位了。

    有三个人没顶住，在试验第23天，24天，25天后走了。

    他合上文件夹，站起来，走到窗前。

    楼下，三辆黑色的车停在研究所门口。

    三家的家属从车上下来，被人搀扶着——有人哭得站不稳，有人面无表情地走着，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一个中年妇女被两个年轻人架着胳膊，脚软的走不了路。

    另外有一个老人沉默地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江温言站在楼上，看着那些身影走进大楼。

    他们会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跟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但最终他们不能取走遗体——按照流程，每个志愿者进来之前就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确认遗体用于医学研究，进行后续的解剖程序。

    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他想起那三个人的脸。

    七号，那个烧得迷迷糊糊、连人都不太认得的老李，清醒时爱说爱笑。

    十二号，肝功能指标飙得吓人，药量减到三分之一后，烧退了，人也精神了几天，他们以为稳住了。

    还有十九号，那个肿瘤标志物纹丝不动、连几位教授翻来覆去看报告最后叹了口气的患者。

    但在调整药剂后，肿瘤有所缩小——三个人都在好转的路上，却突然恶化。

    前一天还能下床走路说说笑笑，和家属打电话，后一秒心脏就停了。

    他们抢救了一天，但还是没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