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该去找！去争取！我还怕了不成？这安排明显不合理啊！”聂柱显然懂得调动情绪，第二天便鼓噪几个社员跟他一起去讨说法。

    有人听了也不满，嚷嚷着：“俺识字也不少，教娃娃肯定不比高卫东差。为啥不用俺？”“当老师多轻松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那不是享福是啥？”

    刘文农起初还耐心劝导：“队里分工不同，教书是教书，种地是种地，都是重要工作，都得尊重。”

    常亮一把扯下脖子上汗津津的毛巾，甩在晒得滚烫的碾场上：“刘书记，您这话说得轻巧！他高卫东在屋里摇扇子教‘啊、喔、鹅’，我们在田里累死累活——这叫分工不同？”

    聂柱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胳膊肘上还沾着泥巴印儿，捏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学高卫东讲课的腔调：“同学们，劳动最光荣——”特意拖长的尾音引得几个年轻人笑出声。

    “他光喊劳动，他哪里劳动了？”聂柱这一质问得到了大伙儿的吆喝助威。

    刘文农眉头紧锁，下意识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本被汗水浸得发软的书，翻了翻又合上，干咳两声：“队里定了人选，那是有考虑的！再说了，教书也得备课改作业……”

    “备啥课啊！”人群后头响起一声。老社员赵叔一瘸一拐拄着锄头挤到前面，唾沫星子喷在晒裂的土坷垃上，“俺家小子昨晚还说，高老师上课净教他们唱歌！”

    晾晒场边的老槐树上，知了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忽然噤了声。

    眼看大家的情绪越来越大，刘文农担心影响知青们和青年社员干活的心思，只好调整办法：不但减少了教课的工分，还要求高卫东和李在然他们两个老师每天一半时间上课，另一半时间必须下地干活。

    上一天课记三分，剩下四分要靠地里靠务工成绩挣，这样才够领每天的口粮。

    农忙时节，孩子们上小半天课，中午和下午跟着大人下地。两位老师上课的工分就降到两分，另外五分要靠在地里干活补齐。逼得这两位先生一下课就得抢镰刀割麦子。

    这么一来，大伙儿心里的不平才渐渐平息。

    刘文农还要求各生产小队给知青们分自留地，之后把分到的指标统一归到大队，单独给知青们划出一整块地来，让他们和社员一样靠劳动挣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分钱，空缺的口粮部分通过打理自留地来弥补，强调待遇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排挤。当然，更不能搞特殊。

    知青们也并非传说中那么吃不得苦、或者说“娇气十足”。他们有文化，说话斯文，种地也能用上些书本知识，提高产量，各小队社员都挺欢迎他们，生活上也能帮就帮，也不生分。

    为了让知青们更快融入到农村生活中来，刘文农让苏文明负责村里所有知青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生产安排。男知青由胡伟协助管理，女知青则由王婷负责。

    繁重的农活磨红了他们的皮肉，风吹日晒染黑了他们的脸颊。那刚来时白净的手，如今也布满了厚茧，粗糙得和村里老农没什么两样。

    光看外表，他们几乎就是本村人了。只是，心底那份想回城的渴望，却像野草一样疯长。

    这渴望久而久之，就染上了知青们的眉梢眼角，让他们时常显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

    这源头该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