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着商品粮’——这话半真半假！”他清了清嗓子，竟像打快板似的念了起来，“营业员手里攥着三尺布头半斤红糖，驾驶员脚底下漏着公家柴油，卫生员药柜底层锁着盘尼西林……”

    胡悦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窗外的风声突然变尖，也没盖过屋里的笑声。吴运才笑够了，喝了口茶，抹了把胡茬上的茶沫子，掰着手指头数：“其实八大员就是营业员、驾驶员、卫生员、广播员、卖票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员、电影放映员。每个公社都有，只是配置不一样，比如咱们公社有拖拉机站，就多了个拖拉机手，也算半个‘员’。”

    他突然压低声音，指了指窗外粮站的方向：“社员们传得邪乎，也不是没道理。就说粮管员老周，他家自留地的南瓜藤，都爬到粮站‘备战备荒’的标语后头了——还不是借着职务便利，多浇了公家的水？”

    胡悦一听就懂了——她在双沟村买东西时，早就体会过“票证时代”的难处。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连买块红糖都得凭糖票。村里姑娘结婚，想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得提前半年攒票，一家人齐动员，还得托关系找供销社的人倾斜照顾。

    “要是家里有人在供销社或者食品站上班，那可真是能借光，”吴运才点了根烟，烟圈飘在“先进工作者” 搪瓷缸上空，“一般的米面油，每月能分到足额的票，可要是办婚事买大件，就得下血本。我当年结婚，想买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足足花了160块，还得凑5张工业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