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的科教座谈会上，高庆狮猛地竖起一根手指，原本还带着些微议论声的会场瞬间静得落针可闻。“可三座大山压着，咱们的科研人员哪喘得过气啊！”他声音洪亮，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众人心上，“第一座，就是那沉重的思想包袱！背着这玩意儿，谁还敢放开手脚干事？”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会意的低语，不少人悄悄点头。高庆狮扫过全场，继续说道：“过去那些年，多少人揣着满腔热血想搞研究，结果呢？一句‘重视业务就是不重当前的重点工作’，就被扣上‘白专’帽子；写篇学术论文，都得先琢磨半天会不会踩雷。现在嘴上说要轻装上阵，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少人惊醒过来，还会下意识摸一摸头顶——生怕那顶帽子又扣回来了！”

    这话像根针，精准戳中了在场人的心事。高庆狮顿了顿，语气沉了些：“我认识位老研究员，当年就因为说了句‘搞计算机得先打好数学基础’，就被批成白专典型，关了小半年牛棚。现在虽然平反了，可每次拿起笔写算法，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抖！你说，这思想包袱不卸下来，怎么能安心搞科研？”

    不少人听完长舒一口气，脸上满是“可不是嘛”的神情。角落里，这位可爱的老人面前的烟灰缸已经堆了半缸烟头，他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得正旺，却没顾上抽。等高庆狮话音刚落，他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爽朗：“那咱们就给科学家们配一身‘思想防护服’！以后谁再敢随便扣帽子、打棍子，先过我这关！”

    这话一出，会场瞬间爆发出一阵笑声，不少人笑着笑着，眼角就泛起了泪光——这笑声里，有委屈，有释然，更有压抑多年终于能松口气的轻松。

    “第二座山，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高庆狮等笑声平息，又竖起第二根手指，举了个实打实的例子，“咱们中科院的王总工，一个人带着三个攻坚组，白天泡在实验室，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他爱人临盆那天，医院都来电话催了，他还在算数据，说‘这个公式不验证完，心里不踏实’。像这样的骨干，身边是不是该配两个得力助手？总不能让他们把自己熬垮吧！”

    话音落下，会场里安静了不少，不少人的眼圈悄悄红了。谁都知道，过去这些年，科研人手缺得厉害，一个人顶三个人用是常事，多少人都是抱着“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念头，拼命透支自己的身体。

    “第三座山，是绕不开的现实困境！”高庆狮摊开手掌，掌心的纹路像本翻旧了的借书证，满是沧桑，“多少珍贵的文献资料，要么被烧了，要么被封在仓库里，想看一眼都难如登天！有位搞化学的同志，为了查一篇五十年代的国外论文，跑了七个图书馆，最后在废品站里找到半本残缺的合订本，抱着那几页纸，在寒风里哭了半天！”

    他声音又低了些，带着点哽咽：“还有不少骨干，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单位没法解决，最后只能含泪离开科研岗位。有位搞航天的工程师，妻子在外地当老师，孩子都五岁了，一家人加起来相处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你说，家都安不下，心怎么能定下来搞研究？”

    座谈会从头到尾，这位可爱的老人都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遇到关键问题，还会及时回应。听到高庆狮说科研设备被毁严重，不少仪器连修的零件都找不到，他立刻放下笔，语气果断：“高校和研究所的设备，该修的马上修，修不好的就换！要是国内技术跟不上，必要的时候，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也可以！钱和资源，优先往这方面倾斜！”

    后来有人提到“人才错配”——学物理的去管仓库，搞数学的去当文书，专业完全不对口，这位可爱的老人皱着眉听完，当场表态：“要派人深入调查，把全国的科技人才都摸个底！坚决杜绝‘用非所长’，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不能让好苗子被埋没了！”

    聊到提高师资水平时，这位可爱的老人手指在桌沿轻轻敲着，提出了关键问题：“现在教学内容要调整，老教材要更新，可教师的水平跟不上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琢磨琢磨，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最后说到教育改革，这位可爱的老人伸出两根手指，目光炯炯地扫过全场：“重点学校要办，而且要办好，集中资源培养拔尖人才！但也不能只盯着重点，非重点学校同样能出人才——这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了哪条都不行！只有两条腿走路，教育才能跑得快、走得稳！”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师资不够？可以让重点中学优先向重点大学输送好苗子，毕业后回中学当老师；教师自己也要主动进步，多学新知识。还有海外的优秀人才，只要愿意回来为国家做贡献，咱们就千方百计把人请回来，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

    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初秋，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晨光透过窗棂洒进来，窗台上的露珠还没完全蒸发，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前两日会场里那种凝固的拘谨，终于被第三天热烈的讨论慢慢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