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脆，重点内容被她用红铅笔划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写满了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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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中国主要山脉分布”这些题，刘学红笔下如有神助，连犹豫都没犹豫就填上答案，交卷时还听见旁边考生小声嘀咕：“这丫头咋写这么快？难道她都会？”语气里满是羡慕和着急。

    第二天上午的数学考试，才是真正的硬仗。

    前面的基础题顺风顺水，她提笔就写，可到了最后一道数列大题，刘学红突然卡壳了：公式在脑子里打转，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思路。

    她咬着笔杆抬头，瞥见同桌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正皱着眉演算，笔尖都快把草稿纸戳破了，草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划了又改，改了又划，额头上都渗出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滑。

    刘学红定了定神，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子里飞速回忆老教材里的例题，突然灵光一闪——对，用错位相减法！

    她赶紧低头奋笔疾书，笔尖在草稿纸上飞快移动，连手心都冒出了汗，等写完最后一个数字，考试结束的铃声正好响起，惊得她手一抖，笔尖在试卷上划了一道小印，她心脏一紧，直到监考老师说“不影响”，才松了口气。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下午的语文考试！

    30分的基础知识题，对刘学红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当看到70分的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时，她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昨晚临睡前，她刚把插队一年多的日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这题目，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要知道，1977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就是这道，当时语文满分100分，作文就占了70分，直接决定语文考试的成败。

    刘学红笔尖一落，思绪就飘回了1976年10月：

    那时她刚到林业队，跟着贫下中农开山造田，冬天顶着刺骨的寒风挖树坑，手上磨起一层又一层茧子，茧子破了又长，渗出血珠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干，到最后手指都变得粗糙僵硬，连握笔都有些费劲。

    春天和老乡一起育果苗，跪在冰冷的地里浇水施肥，膝盖跪得通红，晚上回到知青点，疼得直咧嘴。

    夏天顶着烈日给果树剪枝、配药，汗水浸透了衣衫，黏在身上难受极了，脸上被晒得黝黑，还起了一层痱子，痒得钻心也不敢抓。

    秋天和大家一起摘苹果、装箱，看着满筐红彤彤的果实，心里甜滋滋的，再苦再累都觉得值。

    这一年的酸甜苦辣，全是最真实的素材，她根本不用刻意雕琢，文字就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她从粉碎四人棒后农村的新气象写起，写到林业队修建现代化果园的艰辛，写到老乡们手把手教她农活的温暖，写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大家争相报名、熬夜复习的热潮。

    钢笔在稿纸上飞快移动，墨水晕开的痕迹里全是真情实感，有的地方写得太急，墨水沾到了指尖，她就用袖口擦一擦，继续写。

    不到一个半小时，近2000字的作文就写完了。

    她通读一遍，字里行间全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连自己都被打动了。

    这可是她多年坚持读《人民日报》《青年日报》积累的功底，那些被别人当成废纸的报纸，她都小心翼翼收起来，一字一句地读，关键时刻，全派上了用场！

    12日的外语加试结束后，刘学红刚走出考场，就被同考场的高岭中学数学老师拦住了。

    老师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脸上带着笑意：“丫头，要不要对对数学答案？我看你最后一道题写得挺认真。”

    两人蹲在校园的墙角，背靠着冰冷的墙壁，一道题一道题核对，地上用小石子划着演算过程，风一吹，石子就滚到一边，两人就又捡起来，继续核对。

    当说到最后那道数列大题时，老师眼睛一亮，拍了下大腿：“你这答案跟我一模一样！这道题好多人都直接放弃了，你居然做对了，了不起！”

    核对完所有科目，刘学红心里彻底有了底：政治、史地稳拿80分以上，语文作文肯定能得高分，数学说不定能拿满分！

    570万人竞争又怎样？

    她有底气跟任何人比！

    可转念一想，又忍不住紧张。

    毕竟录取率太低，哪怕多错一道选择题，都可能被淘汰。

    自信归自信，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简直比备考还煎熬，磨得人心里发慌。

    知青点的活儿还得接着干，可她的心早就飘到了北京，飘到了那所她梦寐以求的大学里。

    她找了几本文革前的老书，都是托人从北京带来的，书页都泛黄了，有的还缺了页，她就用白纸补好，小心翼翼地翻看，其中《大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