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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孩子气性还真大，一点都不懂事。”

    这是娘的声音，没有半分犹豫，没有半分心疼，只有不耐烦，“尤三嫂还能害你不成？”

    “说谁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吕晓筠气得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胸腔里像揣着一团大火，烧得她五脏六腑都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我看你们才糊涂！被那点粮食迷了心窍，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

    她再也不想跟她们争辩，再多说一句都是浪费口舌，一头扎到床上，拽过旁边的粗布被子。

    那被子是娘用旧衣服拆的碎布缝的，里子是洗得发黄的粗棉布，带着一股淡淡的阳光和皂角的味道，那是她昨天刚晒过的，可此刻，这熟悉的味道却丝毫无法平息她心中的怒火和委屈。

    可躺着躺着，尤三嫂的话却像魔咒一样在她耳边盘旋，挥之不去：

    “武家虽然成分不好，但地主家里有余粮……武家底子厚，嫁过去能吃饱饭……”

    一提及武家，这个红旗大队唯一的“黑五类”家庭，吕晓筠的思绪就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刚下乡那阵子，飘回了那个让她刻骨铭心、至今想起都心头发慌的批斗之夜。

    那天夜里，风刮得很大，大队部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武家的老爷子被人按在地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身上挂着写着“地主反革命”的木牌，被人推来搡去，骂声、口号声、风声混在一起，刺耳得让人不敢抬头。

    而她，就站在人群最外围，看着武家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子，死死护在老爷子身前，眼神里的绝望和恨意，像针一样扎进了她的心里。

    在那个物资匮乏、精神生活单调到极致的年代，生产队的夜生活却显得格外“丰富”，而且规律得很。

    大队部的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着大大的计划表，字迹潦草却清晰，清清楚楚地写着，每三天一个循环：一天记工分，一天政治学习，一天文艺活动。

    但这规矩到了吕晓筠所在的小队，就变了味儿。

    毕竟小队就那么几十号人，“黑五类”也只有武家一户，批来批去都是老一套，翻来覆去就那几句控诉的话，社员们早就听腻了，也没了当初的热情。

    相比之下，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工分。

    毕竟工分是硬通货，直接关系到年终的口粮多少，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熬过冬天，关系到孩子能不能吃上一口细粮、不被饿肚子。

    所以到了晚上，小队里最主要的事儿还是记工分，政治学习和文艺活动都只是捎带着做的，走走形式而已，没人真的放在心上。

    吕晓筠对记工分的场景，印象深刻得很，哪怕过了这么久，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刻在脑子里。

    队里虽然有专门的记分员，但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公开，避免有人徇私舞弊、少记漏记，每天晚上都要专门抽时间复核当天的工分。

    村会计会把各个记分员交上来的干活记录汇总，然后一笔一划地登记到每家每户的工分本上。

    那工分本是用粗糙的草纸订的，封面大多磨破了，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记着每一个人的血汗。

    小队里几十号劳动力，每天干的活儿五花八门：

    有的去地里锄草、施肥，顶着日头晒一天；有的去砖窑场烧砖、搬砖，浑身都是灰尘，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有的去修水渠，踩着泥水里，冷得直打哆嗦；有的在家纺线织布，坐一天腰都直不起来……

    干的活儿不一样，挣的工分也千差万别，男劳力干重活，一天最多能挣十个工分，女劳力干轻活，一天也就四五个工分。

    这些都得一笔一笔核对清楚，半点马虎不得。

    要是记错了工分，少记了一星半点儿，到了年终分口粮的时候，就可能少分好几斤粮食，那可是要饿肚子的大事，谁家也输不起。

    以前就有过记分员漏记工分，社员闹到大队部，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差点打起来的事。

    所以每次记工分的会场，都比政治学习安静得多，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灯“滋滋”的燃烧声，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

    男人们平时烟不离手，烟杆儿时刻揣在怀里，这会儿为了集中注意力听自己的工分，都暂时把烟杆儿悬在了半空中，手指夹着烟卷，却忘了往嘴里送，直到烟卷烧到了手指，才猛地回过神，慌忙掐灭。

    女人们手里的针线活儿也停了，把针线筐往大腿根一放，伸长了脖子往会计那边瞅，眼神死死盯着会计手里的笔，生怕错过自己的名字。

    不管是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是刚成年、浑身是劲儿的小伙子，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社员，还是下乡来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