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和尚跑不了庙。庆善、文焕不过是两条丧家之犬，无关大局。他们这一跑，反倒省了我们一番手脚。秀才那边安民情况如何？”

    正说着，孙秀才也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先生，告示已经贴出去了，我带着人挨家挨户宣讲，百姓们一开始很害怕，紧闭门户，后来见我们确实不抢不杀，有些胆大的商户已经试探着开了一条门缝。我还找到了本地几位颇有声望的士绅，一开始他们躲着不见，后来我抬出先生您父亲沈老英雄的名号，又说了武昌革命乃顺天应人之举，他们才勉强答应，愿意出面协助维持街面秩序，劝说商户开市。”

    “做得好。”沈砚之赞许地点点头，“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法。团结一切可团结之人，稳住民心，我们才能在此立足。那些士绅，可以许他们一些虚衔，让他们参与维持会之类，但军政大权，必须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孙秀才连连称是。

    沈砚之环视身边三位得力干将，沉声道：“山海关，我们算是拿下来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此地乃咽喉锁钥，清廷绝不会坐视不理。关外奉天（沈阳）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手握重兵；关内直隶（河北）更是京畿重地，朝廷必会派兵来攻。我们三千乡勇，武器简陋，未经大战，能否守住？”

    赵铁柱一拍胸膛，粗声道：“先生！弟兄们不怕死！鞑子兵这些年早就烂透了，吓唬老百姓行，真刀真枪干起来，未必是咱们的对手！”

    程振邦则更冷静些：“沈先生所虑极是。武昌方面派我前来，正是希望山海关义军能像一根钉子，牢牢钉在这里，打乱清廷的部署。我们并非孤军，南方各省正在激战，牵制了大量清军。当务之急，是立即整编队伍，加固城防，搜集弹药粮秣，同时派出探马，密切监视关内关外清军动向。另外，应立即以‘关外革命军都督’或类似名义，对外发布檄文，宣示光复，号召周边义士来投，扩大声势和力量。”

    沈砚之眼中精光闪动。“振邦兄所言，正合我意。”他顿了顿，“都督之名，太过招摇，暂不宜用。可称‘山海关义军总指挥’。檄文要写，不仅要发往关内外，还要设法送往京津，甚至上海、武昌，让天下人知道，山海关已飘起革命旗！铁柱，城防加固之事，由你总负责，征用民夫，修补城墙，设置鹿砦壕沟，将武库里的火炮架上城头要害位置。振邦兄，你的骑兵要发挥机动优势，广布哨探，情报一刻不能断。秀才，你心思细，后勤粮秣、与地方士绅百姓打交道、还有那檄文，都由由你来去操办。”

    三人齐声领命，各自下去忙碌。

    鼓楼上，又只剩下沈砚之一人。风雪已停，夕阳的余晖将西边的云层染成一片凄艳的血红，映照着脚下这座刚刚易主的古老雄关，也映照着城头上那面愈发显得孤高而坚定的红旗。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夺取一座关城或许可以靠一腔血勇和突然袭击，但要守住它，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需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周密的筹划，还有……牺牲。

    他抚摸着手中冰冷的长枪枪杆，父亲临终前的呼喊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年，父亲试图撼动的是已经在中原站稳脚跟的庞然大物，所以失败了，牺牲了。而今天，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已经从内部开始朽烂、崩塌。他站在父亲曾经梦想站上的位置，手中握着父亲未能举起的旗帜。

    “父亲，您在天之灵，庇佑孩儿，庇佑这山海关的义旗不倒！”沈砚之对着苍茫的关外大地，低声祈愿。

    夜幕降临，山海关内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虽然大多百姓依旧心怀忐忑，但街面上已经能看到一些行人，个别酒肆茶楼也试探着开门营业。孙秀才组织的“维持会”的士绅们，带着臂章，在街上巡逻，宣传义军政策。城墙上，赵铁柱正指挥着乡勇和征调来的民夫，挑灯夜战，加固工事，搬运火炮。关帝庙前的空场上，架起了大锅，炊烟袅袅，那是给义军和帮忙的民夫准备饭食。

    一种紧张而又充满生机的气氛，在这座刚刚经历剧变的边关重镇里弥漫开来。

    在原来的知府衙门，现在临时作为义军指挥所的大堂里，沈砚之就着油灯的光芒，与程振邦、孙秀才等人研究着一幅粗糙的舆图。程振邦派出的第一批探马已经带回了一些消息。

    “关内方向，永平府（今卢龙一带）的清军似乎有所异动，但兵力不多，像是在观望。”程振邦指着地图，“关外，锦州方向暂时没有大军调动的迹象，庆善、文焕逃到那里，估计正在向奉天的赵尔巽哭诉。”

    孙秀才补充道：“咱们的檄文已经拟好，我连夜让人抄写，明天一早就派人四处张贴散发。另外，联络了城里的刻字铺，赶制一批‘山海关义军总指挥部’的关防大印，对外行文，总要有个凭信。”

    沈砚之听着，不时点头或提出意见。油灯的光将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映在墙壁上，显得愈发坚毅。

    这时，一名乡勇进来禀报：“先生，关外来了一伙人，有几十个，说是宁远卫（今兴城）那边的民团，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