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秋，深夜。

    天空像一块浸透了浓墨的巨大毡布，低低地压在起伏的山峦和荒芜的旷野之上。没有月亮，连平日里最不起眼的星子，也一颗不见。四下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纯粹的、仿佛能吸收一切声音和光线的黑。风倒是很大，从西北方向毫无遮拦地灌过来，呼啸着穿过枯草和光秃的灌木，发出尖锐凄厉的嚎叫，卷起沙砾和尘土，劈头盖脸地打在行路者的脸上、身上，生疼。

    这是一支沉默而迅疾的队伍。没有火把，没有灯笼，甚至没有人交谈。只有无数双沾满泥泞的布鞋、草鞋，踩在碎石、冻土和荒草上，发出沙沙的、绵密而压抑的声响，被狂风轻易地撕碎、掩盖。马蹄都用破布缠了蹄子，落在地上，只有极其沉闷的“噗噗”声。所有人，无论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都微微弓着腰，尽量压低身形，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急行。远远望去，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就像一股无声无息、贴着地面流淌的黑色潮水，在旷野的褶皱和阴影里，执着地向东北方向涌动。

    队伍最前头，一匹毛色深青、骨架高大的战马上，沈砚之紧抿着嘴唇，身体随着马背的起伏微微调整着重心，目光锐利如鹰隼，穿透沉沉的夜幕，投向视野尽头那片更加深沉的黑暗。狂风卷起他灰布军服的下摆，猎猎作响，冰冷的空气像小刀子一样刮着他的脸颊和耳朵，早已冻得麻木，但他恍若未觉。他的全部心神，都系在脚下这条路，和前方那座必须拿下的关隘上。

    离开山海关，已经整整三天了。

    三天前，他们在关城下校场誓师，三千颗被武昌首义和父辈遗志点燃的心，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怒吼中，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一举冲垮了腐朽的清廷关防，将象征汉家山河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楼。那一夜的激动、热血、硝烟和欢呼，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但沈砚之很清楚，那仅仅是个开始。山海关是咽喉要地，是屏障，也是死地。他们占了关城，就像一把尖刀，抵在了清廷的咽喉上，但也将自己暴露在了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关内，京津地区的清军精锐随时可能扑来；关外，奉天、锦州的驻防八旗更是近在咫尺。凭他们这三千多是乡勇、会党改编，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死守孤关，无异于坐以待毙。

    必须动起来！趁着清廷震怒、调兵遣将需要时间，趁着起义消息传开、各地人心浮动，趁着这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尚未消散，向内地打！与传闻中南方蜂起的革命军取得联系，至少，要搅动直隶、山东的浑水，让清廷焦头烂额，为南方真正的革命力量争取时间和空间。

    于是，在关城只休整了两天，掩埋了牺牲的弟兄，安抚了惊惶的百姓，将缴获的粮秣军械尽可能分发携带之后，沈砚之便毅然下令，放弃刚刚到手的山海关，只留下少数熟悉地形的本地弟兄，配合程振邦留下的一小队骑兵，在关内外虚张声势，迷惑清军探子。主力则连夜开拔，沿着燕山余脉和渤海之间的狭窄走廊，向南，再折向东南，目标直指二百里外，滦河岸边的另一处要地——抚宁。

    抚宁县城不大，但位置关键，控扼着从山海关通往天津、保定的官道。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清军军械库，储存着不少枪械弹药。拿下抚宁，获取补给，然后或东进昌黎、乐亭，威胁津榆铁路；或西向卢龙、迁安，搅动永平府。进退之间，便可多出许多腾挪的余地。

    但抚宁不是山海关。山海关的起义，是内外呼应，攻其不备。而抚宁的清军，此刻必然已得到山海关失陷的警讯，定然加强了戒备。奇袭，必须快，必须狠，必须赶在周围州县清军反应过来、合围之前，一击得手，然后迅速转移。

    “还有多远？”沈砚之侧过头，压低声音问身边一个骑着小毛驴、身材干瘦的老者。这老者是队伍里的向导，姓姜，抚宁本地人，年轻时走南闯北贩运皮货，对这一带的山川道路了如指掌。起义军攻占山海关时，他主动投效，愿为向导。

    姜老眯着眼，在狂风中努力辨认着远处山峦模糊的轮廓，又低头看了看手中一个巴掌大的老旧罗盘——指针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弱的荧光。

    “沈统领，照这个脚程，再有一个时辰，就该到饮马河了。”姜老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过了饮马河，再走七八里地，有个叫黑山嘴的土坡，从那儿就能望见抚宁城的灯火了。”

    一个时辰……沈砚之在心里默默计算着。队伍从傍晚开拔，已经强行军了近四个时辰，人困马乏。许多弟兄的鞋子早已磨破，脚底打起了血泡，每一步都钻心地疼，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一股刚从屈辱和压迫中挣脱出来、急于证明自己、急于打开新天地的狠劲。

    “传令下去，”沈砚之对紧随其后的传令兵道，“再坚持一个时辰！到饮马河边，隐蔽休整两刻钟，饮马，吃干粮。然后一鼓作气，直扑抚宁西门！告诉弟兄们，抚宁城里有枪，有炮，有白面馍馍！打下来，吃饱穿暖，接着干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