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光复的第三天，雪来了。

    不是那种江南的细雪，而是北方特有的、裹挟着沙粒的雪暴。狂风卷着雪片从渤海湾扑来，抽打在关城古老的砖石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城楼上的旗帜在风雪中疯狂撕扯，那面红底白字的“漢”字旗，旗角已经被撕裂了好几道口子。

    沈砚之裹着一件从清军仓库里翻出来的旧棉大氅，站在瓮城的箭楼上，看着风雪中若隐若现的关外平原。棉大氅很沉，带着一股樟脑和霉味，但挡风。他手里拿着单筒望远镜——这也是战利品，德国造，黄铜镜身已经被磨得发亮——镜头里，五里外的清军营地正在冒起炊烟。

    那是在他们攻占山海关的第二天傍晚出现的。大约两千人，骑兵、步兵、炮兵都有，装备精良，旗帜上绣着“直隶提督”的字样。领军的将领叫袁保忠，袁世凯的远房侄子，在直隶新军中素有“小袁”之称。

    来得好快。

    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呼出的白气在风雪中迅速消散。他转身走下箭楼，靴子在积雪上留下深深的脚印。瓮城里，起义军正在加紧布防。从清军仓库里缴获的十几门克虏伯火炮被推上城墙，炮口对准关外；箭垛后面堆满了沙袋，沙袋后面是严阵以待的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睛很亮——那是打了胜仗的人才有的光。

    “沈爷！”一个年轻士兵跑过来，脸上冻得通红，“程将军请您去议事厅。”

    沈砚之点点头，跟着士兵穿过瓮城。风雪很大，能见度很低，几步外就看不清人脸。但他能感觉到周围那些目光——尊敬、期待、还有一丝不安。这些跟着他起义的乡勇，大多是本地农民，一辈子没打过仗，更别说守城了。山海关是拿下了，但能不能守住，每个人心里都没底。

    议事厅设在原来的关城衙门大堂。这里曾经是哈尔哈齐作威作福的地方，现在被简单收拾过，正中的虎皮椅撤掉了，换上了一张长条桌。桌上摊着地图，程振邦和几个骨干围在桌边，脸色凝重。

    “情况怎么样？”沈砚之脱下大氅，抖落上面的雪。

    程振邦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不太妙。袁保忠这支部队不是普通的绿营，是直隶新军第二镇的精锐。他们带来了十二门山炮，射程比我们的克虏伯远。今天早上试探性地打了几炮，炮弹落在东罗城外，炸塌了半堵墙。”

    “伤亡呢？”

    “伤了三个人，都是轻伤。但士气...”程振邦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

    沈砚之走到桌边，看着地图。山海关的地形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关城居中，东、西罗城拱卫。理论上说，只要粮草充足，守上一个月不成问题。但实际上...

    “粮食还能撑多久？”他问。

    管粮草的叫王老栓，原是城里粮店的掌柜，起义后主动投效。他翻着账本，眉头紧锁：“关城里原有存粮三千石，够五千人吃两个月。但我们进城后开仓放粮，分给百姓一部分，现在还剩两千石左右。如果只算我们的人，能撑三个月。但如果要接济城中百姓...”

    “百姓的口粮不能动。”沈砚之打断他，“我们起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不是与民争食。”

    王老栓苦笑：“沈爷仁义。可如果袁保忠围城三个月，我们...”

    “他围不了三个月。”说话的是赵大勇，那个开城门投降的原清军小队长。他指着地图上关外的位置，“袁保忠这支部队是从天津急调过来的，粮草辎重带得不多。他们的补给线从天津到山海关，三百多里地，沿途都是我们的地盘。只要派一支骑兵袭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难过。”

    程振邦摇头：“没那么简单。袁保忠不是傻子，他敢来，肯定有后手。我担心的是...”他顿了顿，“抚宁那边。”

    议事厅里安静下来。

    山海关光复后，沈砚之第一时间派人给抚宁守备刘崇礼送了信，要他兑现承诺，举旗响应。但三天过去了，抚宁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刘崇礼在观望。”程振邦说，“他在看我们能不能顶住袁保忠的第一波进攻。如果我们赢了，他会立刻响应；如果我们输了...”

    “他会把我们的人头送给袁保忠，表忠心。”赵大勇接话，语气里带着鄙夷，“这种墙头草，我见得多了。”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盯着地图上抚宁的位置。刘崇礼的态度，确实是个变数。如果抚宁能响应，和山海关形成犄角之势，袁保忠就不得不分兵，压力会小很多。但如果抚宁按兵不动，甚至倒向清廷，那山海关就成了一座孤城。

    “昌黎那边呢？”他问。

    “探子回报，明阿图正在调兵。”说话的是负责情报的李文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读过几年新式学堂，脑子活络，“他手下的八百绿营兵，已经集结了六百，看样子是想来增援袁保忠。”

    “乐亭呢？”

    “陈万春还是没动静。”李文轩摇头，“城门紧闭，既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