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沉默了。风雪呼啸，城楼上的灯笼在风中剧烈摇晃，光影明灭，照在他年轻而坚毅的脸上。他知道程振邦说得对——被动防守，早晚会被困死。唯有主动出击，打乱清军部署，才能争取到一线生机。

    但让程振邦独自带队去冒险……

    “我跟你去。”沈砚之突然说。

    程振邦一愣：“什么？”

    “我跟你去。”沈砚之重复，语气坚定，“山海关交给我堂兄沈砚舟，他有守城经验。这场仗，我必须去。”

    “不行！”程振邦断然拒绝，“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万一……”

    “正因为我是主帅，才必须去。”沈砚之打断他，“程叔，你带的是骑兵，我去了未必能帮上忙。但这一仗若胜了，是我沈砚之带兵打的；若败了，也该是我沈砚之担这个责任。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而我躲在城里。”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程振邦看着他，看着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不，已经不是孩子了。短短四年，沈砚之已经从那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蜕变成了眼神坚毅、肩扛重任的革命军人。

    风雪声更响了，像千军万马在奔腾。程振邦沉默了很久，最终长叹一声：“怀远兄若在，定会以你为傲。”

    “那您是同意了？”

    “我同意。”程振邦拍拍他的肩膀，“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到了前所卫，听我指挥。打仗不是儿戏，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是。”沈砚之郑重地点头。

    两人下了镇远楼，穿过城门洞，来到关城内的校场。八百骑兵已经在雪中列队等候。马匹喷着白气，蹄子不安地刨着地上的积雪。士兵们穿着厚实的棉衣，外罩斗篷，脸上都蒙着布巾，只露出眼睛。每个人的马鞍旁都挂着马刀，背上背着步枪，腰间挎着手榴弹——那是程振邦从锦州带来的德造木柄手榴弹，威力不小。

    沈砚之也换了装束——脱下长衫，换上紧身的棉袄棉裤，外罩一件皮坎肩，脚蹬牛皮靴，腰间挎着父亲留下的那把日本军刀。程振邦给他找了顶带护耳的皮帽戴上，又递给他一把毛瑟手枪。

    “会用吗？”程振邦问。

    沈砚之接过手枪，熟练地检查枪机，拉动套筒，又卸下弹夹看了看：“在东京留学时学过。”

    程振邦点点头，没再多问。

    雪越下越大，天色完全黑了。校场上点起了火把，火光在风雪中摇曳不定，将士兵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雪地上，像一群沉默的雕塑。

    程振邦翻身上马，环视一周，声音在风雪中炸开：“弟兄们！今夜这一仗，不是为我程振邦，也不是为沈砚之，是为了北方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是为了推翻满清，光复中华！”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前所卫有三千清军马队，是清廷派来剿灭我们的。我们怎么办？”

    “杀！”八百人齐声怒吼，声震风雪。

    “好！”程振邦拔出马刀，刀锋在火光中闪着寒光，“今夜，咱们就让他们看看，革命军的骨头有多硬！出发！”

    马蹄声响起，踏破风雪。八百骑兵像一支黑色的箭，射出山海关，没入茫茫雪夜。

    沈砚之跟在程振邦身边，马匹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他眯着眼睛，努力辨认着前方的路。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马蹄踏雪的声音，和风雪呼啸的声音。

    “冷吗？”程振邦问，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模糊。

    “还好。”沈砚之其实已经冻得手脚发麻，但他没说。

    程振邦从怀里掏出酒壶，递给他：“再喝一口，暖暖身子。”

    沈砚之接过，又抿了一口。这次他没咳，烈酒在体内燃烧，驱散了一些寒意。

    “砚之，”程振邦忽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山海关找你吗？”

    沈砚之转头看他。

    “不光是为你父亲。”程振邦望着前方的黑暗，声音低沉，“我有个儿子，今年十八，跟你当年差不多大。去年他在保定念书，参加请愿，被巡警打死了。”

    沈砚之一怔：“程叔……”

    “我没告诉过别人。”程振邦继续说，“他母亲哭瞎了眼，我也不敢在家待着，怕看见她那双眼睛。后来听说你在山海关起事，我就想，这大概就是天意——我儿子没做完的事，我替他做；我兄弟没报的仇，我帮他报。”

    风雪声中，程振邦的声音显得格外苍凉。沈砚之忽然明白，这场革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伤痛，不同的执念。

    “程叔，”他郑重地说，“这一仗，咱们一定会赢。”

    程振邦笑了，笑声在风雪中传得很远：“对，一定会赢。”

    队伍在雪夜里疾行。山路难走，不时有马匹滑倒，但士兵们很快就把马扶起来，继续前进。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掉队。每个人都知道，这一仗关乎生死，关乎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