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打仗什么都不会。离开部队，他们能去哪儿？回家？家在哪里？山海关还在北洋军手里，回得去吗？

    “次长，”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我部将士多是北方人，随我南下，背井离乡。如今要他们卸甲归田，田在何处？还请陆军部明示。”

    李纯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他端起茶碗，慢慢呷了一口，放下时，碗底碰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沈统领，这话就不对了。民国是五族共和，四海一家，分什么南方北方？再说了，”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总统对沈统领可是青眼有加。只要你配合整编，陆军部已经内定，整编后的第三混成旅，还由你当旅长，授少将军衔。这待遇，全国独一份。”

    “那被裁撤的弟兄呢？”

    “自然有安排。”李纯往后一靠，手指敲着桌面，“总统说了，沈统领是明白人，知道轻重。如今这局面，南方那些都督，一个个拥兵自重，阳奉阴违。总统是要统一政令、整顿纲纪，这裁军是第一刀，也是不得不砍的一刀。沈统领若能带头，给全国做个表率，总统不会亏待你。”

    话说得很明白了。带头裁军，高官厚禄。不带头，就是“拥兵自重”，就是“阳奉阴违”，就是下一个被收拾的对象。

    会客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自鸣钟滴答作响，一声声，敲在人心上。

    窗外的风大了，卷着落叶拍打着窗棂。沈砚之望着那些枯黄的叶子，忽然想起父亲。光绪三十四年，父亲因“戊戌余党”的罪名被砍头，血染菜市口。那年他十六岁，躲在人群里看着，父亲的脑袋滚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望着灰蒙蒙的天。

    监斩官就是李纯——那时他还只是个兵部主事，坐在监斩台边上，手里捧着暖炉，面无表情。

    十年了。砍头的人升了官，做了次长。被杀的人尸骨已寒，坟头草都长老高了。

    “李次长，”沈砚之缓缓开口，“裁军的事，容我回营和弟兄们商议商议。六千多人的去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

    李纯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应该的，应该的。这样，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给我个准信。”

    他站起身，这是送客的意思了。

    沈砚之也站起来，敬了个礼，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李纯忽然又叫住他。

    “沈统领，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沈砚之转过身。

    李纯踱步过来，压低了声音，几乎像耳语：“孙文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也辞了南京留守。革命党，气数尽了。如今是袁总统的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年轻，有本事，前途无量，别为了一时意气，断送了自己。”

    沈砚之没接话，又敬了个礼，大步走了出去。

    ------

    回营的路上，沈砚之没骑马，也没坐轿，一个人走着。

    从陆军部办事处到第三混成旅驻地，要穿过大半个南京城。深秋的南京，梧桐落叶铺了满街，踩上去沙沙作响。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黄包车跑过，车夫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混在风里。沿街的店铺大多开着，布庄、米店、茶馆，门脸上还贴着庆祝民国成立的彩纸，可那彩纸已经褪了色，破了边，在风里瑟瑟发抖，像这个新生的国家一样，看着热闹，内里却是虚的。

    沈砚之走得很慢。

    他想起去年冬天，打下南京那天，满城都是欢呼声。老百姓涌上街头，手里挥着纸糊的五色旗，把帽子扔上天。他和程振邦骑马入城，路两边的百姓往他们身上扔鲜花、扔水果，有个老太太跪在路边磕头，说“青天大老爷，可把你们盼来了”。

    那时他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一切就好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国家能富强，外侮能抵御。

    这才一年。

    一年时间，孙先生被迫让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一年时间，北洋军开进南京，革命军被排挤到城外驻防。一年时间，当初一起革命的同志，有的当了官，有的发了财，有的心灰意冷回了乡。一年时间，当初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争权夺利。

    街角有个说书摊，围了一圈人。说书先生是个瞎子，敲着梨花板，正在说“沈砚之三打山海关”。唾沫横飞，绘声绘色。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沈统领一马当先，手持大刀，大喝一声：‘鞑子纳命来！’直杀得清兵哭爹喊娘，屁滚尿流！真真是英雄出少年，豪气冲云天哪！”

    围观的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叫好。

    沈砚之站在人群外，听着那些被夸大了十倍百倍的“英勇事迹”，心里像堵了团棉花。说书先生不知道，他根本不会使大刀，攻城用的是炸药包。说书先生也不知道，那一仗死了三百多个弟兄，尸体在关城下堆成了山，血把雪地都染红了。

    英雄？哪有什么英雄。只有活下来的人和没活下来的人。

    “这位军爷，听一段？给俩铜子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