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这个国家。”沈砚之说，“你打了十三年仗，不是因为你喜欢打仗，是因为你希望有一天，你的儿子不用再打。”

    赵德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在火光的映照下，有一种粗粝的、笨拙的温暖。

    “参谋长，你说话跟程师长一个味儿。”他说，“程师长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他说，咱们这一代人，命苦，生在乱世，不打不行。但咱们打了，下一代人就不用打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雪。“我去前面看看探路的回来了没有。参谋长，你歇一会儿，天亮之前还得赶路。”

    赵德柱走远了。沈砚之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面前的篝火。火苗在风中摇摇晃晃，像随时都会灭掉，但每次摇晃之后，又顽强地重新立起来。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的时候，他十五岁。那天父亲把他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短剑，塞到他手里。短剑的剑鞘是铜的，已经生了绿锈，但剑刃还是亮的，上面刻着四个字——“驱除鞑虏”。

    “这是你爷爷传给我的，”父亲说，声音很弱，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爷爷传给我，我传给你。咱们家三代人，就干了这一件事。”

    “爹，你放心吧。”十五岁的沈砚之说，声音还在变声期，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

    父亲笑了。那是沈砚之记忆中父亲最后一次笑。

    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清廷倒了，但“驱除鞑虏”四个字还没有真正实现。袁世凯坐在北京，穿着大总统的礼服，心里想的是龙袍。那些跟着袁世凯的人，摇身一变，从清朝的官变成了民国的官，换了一块招牌，卖的还是同样的货。

    沈砚之把腰间那把手枪摸出来，在手里转了一圈。枪是德国造的，沉甸甸的，枪管上刻着一串德文字母，他看不懂，但他知道这枪能杀人。

    他想起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个时候，他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觉得清廷倒了，革命就算成功了。现在他懂了——清廷只是那棵大树最上面的枝丫，砍掉了枝丫，根还在。根不挖出来，春天一到，还会长出新的枝丫。

    而挖根，比砍枝丫难一万倍。

    远处传来马蹄声。沈砚之把手枪收起来，站起来。

    赵德柱带着探路的人回来了。

    “参谋长，前面的路通了。冷口关的守军只有北洋军一个连，连长是个怕死的，派人送了点钱过去，答应明天早上才关城门。咱们今晚连夜翻过去，天亮之前就能出关。”

    沈砚之点了点头。“传令下去，准备出发。”

    队伍重新上路。火被扑灭了，雪地上只剩下一堆堆黑色的灰烬，在北风中慢慢散开，像是一页页被撕碎的书。

    沈砚之走在队伍中间，回头看了一眼南方的天空。天边有一抹淡淡的红色，分不清是城里的灯火还是即将破晓的曙光。

    他不知道这一次出关，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但他知道，他一定会回来。

    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是他，就是他的儿子。就像他爷爷传给他父亲，他父亲传给他——那一代人没有做完的事，下一代人接着做。一代接一代，直到那棵树的根被彻底挖出来，直到这片土地上再也长不出皇帝。

    风停了。

    东方的天际线上，露出一线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