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那些曾经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南京的老兄弟，有的战死了，有的受伤被俘，有的在混乱中走散，生死不明。

    “武力讨袁，不是没有可能，”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但不能再像二次革命那样打了。”

    “什么意思？”早川追问。

    “二次革命，名义上是革命党讨袁，实际上各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仓促起兵，准备不足。江西、江苏、安徽、广东同时举事，但互相之间没有协同，北洋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且，”沈砚之的语气变得沉重，“民心的支持并不充分。”

    陈英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沈砚之知道陈英想说什么。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刺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做了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起兵讨袁却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

    答案很残酷：因为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打仗。

    从武昌起义到现在，不过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南北对立，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普通百姓想要的是安定，是能过上太平日子，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袁世凯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一方面用武力镇压革命党，另一方面用“统一全国、恢复秩序”的口号来争取民心。

    “所以，”沈砚之接着说，“如果将来再次讨袁，必须有一个前提——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袁世凯才是破坏和平、制造混乱的根源。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讨袁才能成功。”

    早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需要时间。”

    “是的，需要时间。”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边，“而在这个时间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重建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盟友、唤醒民众。哪一件都不容易。”

    早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沈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想法，和孙文的思路不太一样？”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早川。

    早川没有回避他的目光：“据我所知，孙文到了日本之后，正在重新组建新的党部，他主张的还是武装革命，以暴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而你刚才说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长期的政治斗争。”

    “我和中山先生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沈砚之斟酌着用词，“在具体路径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这很正常，革命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需要不同角度的思考，需要集思广益。”

    他没有把话说透。事实上，他和孙中山在策略上的分歧，远比早川以为的要大。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不统一，各地起义过于仓促，因此到了日本后，他立即着手重组国民党，准备发起第三次革命。而在沈砚之看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组织是否统一，而在于革命党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

    这些话他不好对早川说，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说。日本现在是中国革命党人流亡的大本营，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一言一行都可能被传到袁世凯的耳目那里。

    “沈先生，”早川收拾好本子和报纸，站起身，“今天和你聊得很愉快。关于你提到的那些想法，我会继续关注。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随时联系我。”

    “多谢早川先生。”

    送走早川后，陈英关上门，看着沈砚之：“沈兄，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应该和中山先生通个气？”

    沈砚之摇摇头：“现在不是时候。中山先生正在气头上，又忙着改组党部，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长期斗争’‘唤醒民众’，他听不进去。”

    “那我们就这么等着？”

    “不等。”沈砚之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叠信纸，“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他在书桌前坐下，拿起毛笔，蘸墨，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

    陈英凑过来看了一眼，只见开头写着：“《革命与民众》——论武力讨袁之外的路径思考。”

    “你要写文章？”陈英有些意外。

    “写。”沈砚之头也不抬，“在日本，我们有说话的自由。把这篇文章发表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思考。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没有民众的支持，再多的枪炮也没用。”

    陈英沉默了一会儿，在他对面坐下。

    “沈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陈英的声音很低，“万一……万一袁世凯真的坐稳了那把椅子呢？万一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呢？”

    沈砚之的笔尖顿了一下。

    窗外，远处传来一声汽笛长鸣，是一艘轮船正要离开东京湾。海风裹着咸腥的气息涌进窗来，吹得桌上的信纸沙沙作响。

    “不会的。”沈砚之继续写下去，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袁氏之流，逆历史之潮流而动，纵然能得逞一时，终究会被时代抛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