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是天津卫的夜色，远处隐约可见海河上的点点渔火，更远处，租界的电灯光亮如星。“清廷有洋人支持，袁世凯背后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我们要革命，要救这个国家，就不能拘泥于手段。只要枪口对准的是满清，哪怕这枪是从敌人手里买来的，也顾不得了。”

    他转过身，脸上是煤油灯也照不亮的阴影：“余先生，程兄，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末世，长在乱世，注定要背负污秽，在泥泞中前行。但请你们相信，我沈砚之所做的一切，只为有一天，我们的子孙能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必再提心吊胆，不必再卑躬屈膝。”

    余墨轩沉默良久，终于重重点头。

    程振邦什么也没说，只是将勃朗宁手枪的保险打开，又合上，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三天后，制造局废料出城。五天后，我与小野一郎在日租界见面。”沈砚之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现在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余先生，程兄，我们各自准备吧。”

    余墨轩先行离开，他要连夜联络赵广生。程振邦则留在客栈，负责警戒和接应。

    沈砚之一个人坐在屋里，没有点灯。黑暗中，他摸出一直藏在怀里的那枚铜钮扣——是离开山海关前，从父亲旧军装上取下的。父亲沈怀瑾，曾任新军协统，光绪三十三年因参与立宪运动被罢官，郁郁而终。临终前，老人拉着他的手说：“砚之，这大清国烂到根了，不革命，无以求生。可惜我看不到那天了……你要替我，替天下人，争一个未来。”

    铜钮扣已被摩挲得光滑温润。沈砚之紧紧攥着它，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已是二更天。天津卫沉睡着，但在这沉睡的表象下，暗流正在涌动。制造局的机器仍在轰鸣，生产着镇压革命的枪弹；日租界的和室里，交易在推杯换盏间进行；而在这间不起眼的小客栈里，几个人用近乎疯狂的计划，试图撬动历史的齿轮。

    沈砚之吹灭油灯，和衣躺下。他需要休息，哪怕只有两个时辰。天亮之后，还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险要冒。

    闭眼前，他忽然想起离开遵化那晚，义军弟兄们送行的场景。三千人站在山岗上，没有火把，只有清冷的月光照着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哥，你一定要回来。”

    “一定。”他当时这样回答。

    现在，他对着黑暗，又重复了一遍：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