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门被敲响了。沈砚之收起油纸包，说：“进来。”

    老周端着一碗粥进来，后面跟着个提着药箱的老者。老者六十来岁，穿着灰色长衫，留着山羊胡，眼睛很亮。

    “沈先生，这是陈大夫，我多年的老朋友。”老周介绍。

    陈大夫点点头，走到床边：“让我看看伤。”

    沈砚之解开衣服，露出伤口。陈大夫看了看，皱起眉头：“枪伤，感染了。再晚两天，这条胳膊就保不住了。”

    “能治吗？”

    “能，但得受罪。”陈大夫打开药箱，取出刀具，在油灯上烤了烤，“没有麻药，你得忍着。”

    沈砚之点点头，咬住一块毛巾。

    陈大夫的手很稳。刀子划开皮肉，脓血涌出来。沈砚之浑身一颤，额头上青筋暴起，但他一声没吭，只是死死咬着毛巾。汗像雨一样往下淌，浸透了衣服。

    老周按住他的左肩，低声说：“忍着，忍着就好。”

    清创，刮腐肉，上药，包扎。整个过程像一场酷刑。结束时，沈砚之几乎虚脱，毛巾被咬穿了，嘴里全是血腥味。

    陈大夫洗了手，开了张药方：“按时换药，按时吃药。这伤，得养一个月。”

    “一个月？”沈砚之摇头，“不行，我得尽快去南京。”

    “去南京？”陈大夫看着他，“就你这样，走不出上海就得死。听我的，养伤。伤好了，才能干事。”

    老周也说：“沈先生，急不得。南京那边，一时半会儿还不会丢。你先养好伤，再从长计议。”

    沈砚之知道他们说得对，但他心里急。每一天，每一刻，南方的战局都在恶化。每一份情报，早一天送到，就能多救一些人，多一分胜算。

    “陈大夫，”他问，“您在上海，认识革命党的人吗？”

    陈大夫的手顿了顿。他看了看沈砚之，又看了看老周，然后说：“沈先生，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上海这地方，眼线多，话说多了，要掉脑袋的。”

    “我明白。但我有重要情报，必须尽快送到南京。”

    陈大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个病人，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他或许知道些门路。但我得先问问，他愿不愿意见你。”

    “多谢。”

    “别谢我。”陈大夫收拾药箱，“我只是个大夫，治病救人，别的管不了。但你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你得珍惜。”

    陈大夫走了。老周端来粥：“沈先生，喝点粥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是你们革命党说的吧？”

    沈砚之接过粥碗，慢慢喝着。粥是白粥，但熬得很稠，里面加了红枣。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用力咽下去。身体虚弱得像一团棉花，但心里那团火，还在烧。

    ------

    接下来的三天，沈砚之就在这间小屋里养伤。每天，老周给他送饭，陈大夫来换药。伤口在慢慢好转，烧退了，疼痛减轻了，人也渐渐有了精神。

    第四天晚上，陈大夫带来了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穿西装，戴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洋行买办。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沈砚之，眼神锐利。

    “这位是林先生，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陈大夫介绍。

    林先生走进来，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他没有寒暄，直接问：“沈先生要找革命党？”

    “是。”

    “为什么？”

    “有重要情报，要送到南京。”

    “什么情报？”

    沈砚之犹豫了一下。林先生笑了：“沈先生，你不信任我，我理解。但你要我帮忙，总得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值不值得我冒险。”

    沈砚之看着这个陌生人。林先生的眼神很平静，但平静下有暗流。这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我在北京陆军部待了两年。”沈砚之缓缓开口，“袁世凯的兵力部署，各省督军的态度，北洋内部的矛盾，日本人给的援助清单……这些，都在我这里。”

    林先生的眼神变了。他坐直了身子：“你是……沈砚之？”

    沈砚之心里一紧，手摸向怀里——那里有把匕首。

    “别紧张。”林先生摆摆手，“你的通缉令，上海也发了。五千大洋，死活不论。但法租界不认北洋政府的通缉令，只要你不出租界，就安全。”

    “你怎么知道是我？”

    “猜的。”林先生说，“北京来的，带着重要情报，枪伤，脸上有疤……这些特征，和通缉令上对得上。通缉令上说，沈砚之，山海关起义首领，曾任北京陆军部参谋，参与二次革命，于八月十五日夜潜逃。”

    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他还在发报。现在已经是九月初了。二十天，他走了上千里路，从北京到上海，捡回一条命。

    “林先生是革命党？”沈砚之问。

    “曾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