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深秋。

    长江在芜湖段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北岸，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沿着江堤布下重重防线，探照灯的光柱在江面上来回扫射，机枪阵地、铁丝网、战壕层层叠叠，像一道铜墙铁壁。南岸，北伐军第四军独立旅的阵地上，沈砚之放下望远镜，眉头拧成了一个结。

    “他娘的，这阵势。”副旅长程振邦啐了一口唾沫，“孙传芳这是把家底都搬来了。”

    沈砚之没有作声。他年近四十，两鬓已见斑白，脸上是经年累月风霜刻下的皱纹，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他身上穿着国民革命军的灰布军装，肩上扛着少将肩章，但腰间挂着的，还是二十年前在山海关起义时父亲留给他的那把老式。

    “旅座，总指挥部的命令。”一个年轻的参谋匆匆跑来，递上一封电报。

    沈砚之接过电报，就着马灯的灯光快速浏览。电报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来的，措辞严厉：“限你部于明日拂晓前渡江成功，开辟滩头阵地，掩护主力过江。若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明天拂晓？”程振邦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一变，“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就剩不到八个小时。而且咱们的渡船……”

    “渡船不够。”沈砚之把电报折好，塞进军装口袋，“总指挥部答应的五十条船，只到了十二条，还都是小木船，一条最多装一个排。”

    “那怎么办？总不能游过去吧？”

    沈砚之走到掩体的观察口，再次举起望远镜。江面上，探照灯的光束划过黑暗，偶尔能看见北岸阵地上晃动的身影。他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望远镜，转身看着指挥部里的众人。

    “传我命令。”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一、全旅立即集合，做战前动员。二、后勤处把所有能找到的木板、木桶、竹竿都收集起来，扎筏子。三、警卫连去江边，把渔民都请来，有多少请多少，告诉他们，帮我们渡江，每人二十块大洋，战死了，抚恤金一百。”

    “旅座，这……”一个参谋犹豫道，“扎筏子渡江，太危险了。而且现在是枯水期，江心水浅，筏子容易搁浅，到时候就是活靶子。”

    “我知道危险。”沈砚之看了他一眼，“但总指挥部的命令是死的。明天拂晓前必须渡江，没有船，就用筏子；筏子不够，就用人游。仗打到这个份上，没有退路。”

    指挥部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知道沈砚之说的是事实。北伐战争从广东开始，一路打到长江边，四个月时间，从珠江打到长江，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打垮了孙传芳的前锋部队。现在，只要渡过长江，拿下南京，半个中国就光复了。但偏偏在长江天堑面前，北伐军的攻势停滞了。

    孙传芳集结了五省联军十万余人，沿着长江北岸构筑防线，号称“固若金汤”。北伐军强攻了三次，三次都失败了，江面上漂满了尸体。总指挥部急了，下了死命令，哪个部队先渡江成功，哪个部队就是头功。

    “都愣着干什么？”沈砚之提高了声音，“执行命令！”

    “是！”

    指挥部里顿时忙碌起来。参谋们开始打电话，传令兵跑出掩体，马蹄声、脚步声、吆喝声在夜色中响起。沈砚之走出指挥部，站在一个土坡上，看着他的部队在黑暗中集结。

    独立旅是他的老底子，前身是山海关起义的那三千乡勇，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二十年间，部队打散了又聚拢，聚拢了又打散，番号换了七八个，但骨干还在。现在全旅五千余人，老兵占了一半，都是百战余生，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

    但沈砚之知道，这一仗不好打。渡江作战，天时地利都在敌人那边。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北岸阵地居高临下，火力覆盖整个江面。而他们，只能用简陋的木筏，在敌人的枪口下强渡。

    “旅座。”程振邦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抽一口，提提神。”

    沈砚之接过烟，就着程振邦的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夜色中散开，带着一丝苦涩。

    “老程，”沈砚之突然说，“还记得山海关那一仗吗？”

    “怎么不记得。”程振邦也点了一支烟，“那天晚上也是这么冷，雪下得老大。咱们三千多人，打八千清军，硬是把山海关拿下来了。那时候咱们有什么？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清军有什么？洋枪洋炮，还有骑兵。”

    “那仗咱们赢了。”

    “是啊，赢了。”程振邦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因为咱们不怕死。清军怕死，咱们不怕。打仗就是这样，你怕死，就真死了；你不怕死，反而死不了。”

    沈砚之也笑了。他拍拍程振邦的肩膀：“二十年了，你还是这句话。”

    “话糙理不糙。”程振邦说，“旅座，你放心，这一仗咱们也能赢。孙传芳的兵都是抓壮丁抓来的，吃空饷，喝兵血，当兵的饭都吃不饱，谁给他卖命？咱们不一样，咱们是革命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当兵的有饭吃，有衣穿，受了伤有军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