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腊月的北京城，冷得像块冰。沈砚之紧了紧身上的棉袍，从陆军部大楼侧门闪出来，灰鼠皮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

    街上的雪还没化干净，被车轱辘碾成了脏兮兮的冰碴子。几个清道夫正缩在墙角避风，破棉袄里露出的稻草在风里抖。远处传来“冰糖葫芦——”的叫卖声，拖着京片子特有的尾音，在这傍晚的寒雾里飘得忽远忽近。

    沈砚之没坐车，沿着墙根往西走。这是他在北京潜伏的第三个月，每天从陆军部衙门出来，都要绕上七八个弯，确认没人盯梢，才敢往住处去。

    住处在前门外的打磨厂胡同，一间不起眼的四合院西厢房。房东是个旗人老太太，男人死得早，儿子在保定当兵，平日里就靠出租房子过活。沈砚之化名“沈文轩”，说是从奉天来京城谋差事的，在陆军部当个文书抄写员。老太太信了，还常给他端碗热乎的棒子面粥。

    可今晚，沈砚之没回打磨厂。

    他在大栅栏转了个弯，一头扎进瑞蚨祥绸缎庄。店里暖气足，炭火盆烧得通红，几个太太小姐正围着柜台挑料子。沈砚之装作看货，眼角余光扫向门外——两个穿黑棉袄的汉子在对面茶叶铺门口晃悠，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

    果然被盯上了。

    前天在陆军部，他趁人不备，偷偷抄录了袁世凯新编陆军第三镇的驻防图。那图锁在机要室的铁皮柜里，寻常文书根本摸不着。他是借送文件的机会，用藏在指甲盖里的蜡模拓下了钥匙齿印，又花了两夜工夫配了钥匙，这才得手。

    看来是哪儿露了马脚。

    沈砚之不动声色，挑了匹藏青色的直贡呢，让伙计包起来。付钱时，他从怀里摸出块怀表——不是看时间，是借着表盘的反光，又瞥了眼门外。那两人还在，其中一个正往这边张望。

    “客官，您的料子。”伙计把包好的布匹递过来。

    沈砚之接过，道了声谢，却不急着走。他在店里又转了一圈，挑了条湖绸手帕，给伙计说：“包漂亮点，送人的。”

    这一耽搁，天就擦黑了。瑞蚨祥上了门板，只留扇小门进出。沈砚之拎着两包东西从小门出来，那俩汉子立刻跟了上来，隔着十来步的距离，不紧不慢地尾随。

    他拐进煤市街。这条街窄，两边全是煤铺，一垛垛的煤堆得像小山，在暮色里黑黢黢的。空气里飘着煤灰，吸进鼻子里发涩。沈砚之加快脚步，在一个岔口猛地右转，钻进条更窄的胡同。

    身后脚步声也跟着急促起来。

    胡同没灯，只有两边住户窗纸透出的昏黄光晕。沈砚之熟门熟路，在迷宫似的巷子里左拐右绕，最后停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他叩门——三长两短，顿了顿，又是两短一长。

    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脸，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见是他，连忙让进去。

    “沈先生，怎么这时候来？”年轻人压低声音问。这是北京地下革命党的联络点之一，负责人叫陈其文，北大法科的学生，公开身份是《国风报》的记者。

    “有尾巴。”沈砚之简短地说，把布匹和手帕放在桌上，“驻防图拿到了，但陆军部可能起了疑心，我出来时有人跟着。”

    陈其文脸色一变，凑到门缝往外看。胡同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卷着落叶打转的声音。“甩掉了？”

    “暂时。”沈砚之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展开，里面是张叠成方寸的薄纸。纸上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标注着第三镇的驻地、兵力、装备，甚至各级军官的姓名、籍贯、履历。

    陈其文接过，就着油灯细看，越看脸色越凝重：“袁世凯这是要把家底都搬到北京来啊。你看，第一协驻南苑，第二协驻北苑，第三协驻通州——三面合围，把京城护得铁桶似的。”

    “何止。”沈砚之用手指点着图纸一角，“这儿，西苑，新设了个炮兵营，十二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月初才从天津港运来的。还有这儿，丰台，骑兵标，全是蒙古马，一人双骑。”

    “他想干什么？”陈其文抬起头，眼镜后的眼睛闪着光，“紫禁城里那位小皇上才六岁，用得着这般阵仗？”

    两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明镜似的。

    袁世凯的心思，早已是司马昭之心。武昌枪响这三个月，南方十几省相继独立，清廷风雨飘摇。这位袁宫保一面受命督师剿“匪”，一面又和革命党暗通款曲。如今溥仪退位的诏书都拟好了，就差最后那一步——他是在等，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等南方革命党答应他那些条件。

    “孙中山先生那边有消息吗？”沈砚之问。

    陈其文摇头：“南京那边也乱。黄兴主张北伐，陈其美说要和谈，宋教仁在搞什么责任内阁……各说各的话。听说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带的钱不够，连卫队的饷都发不出。”

    沈砚之沉默了。他想起两个月前在山海关，三千乡勇跟着他起义，攻下天下第一关时的情形。那时候人人眼里有光，觉得推翻了皇帝，中国就有救了。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