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码头上安静下来，只有潮水拍岸的声音，哗——哗——，一声接一声，像谁的叹息。远处租界的灯光倒映在海河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子，随着水波荡漾。

    赵大锤睡了，鼾声如雷。沈砚之却睡不着，他悄悄起身，推开条门缝，往外看。

    码头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盏气死风灯在风里摇晃。那艘着火的货船已经烧成了空架子，黑黢黢地歪在岸边，像具巨兽的骨架。救火车早走了，留下几滩水渍，在寒夜里结了冰，亮晶晶的。

    沈砚之想起三年前离开山海关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冬夜，也是这样的码头，只不过那是渤海湾，这是海河。那天他站在船头，回头望，山海关的城楼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剪影。三千乡勇站在岸边，火把连成一片，像条火龙。

    “沈大哥，保重！”

    “等你们回来！”

    “革命成功！”

    喊声被海风吹散，碎在浪花里。如今三年过去了，革命成功了吗？皇帝是没了，可来了个袁世凯。清朝的官服换成了民国的西装，可老百姓的日子，好像并没变得更好。

    他想起孙中山在《民报》上写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当时读着，只觉得热血沸腾。如今再想，字字千钧。

    是啊，革命尚未成功。袁世凯在北京城里磨刀霍霍，各省都督拥兵自重，洋人在租界里作威作福，老百姓还在饿肚子。这条路，还长着呢。

    身后传来响动，赵大锤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沈先生，怎么不睡？”

    “睡不着，看看月亮。”

    赵大锤也凑过来，两人并肩站在门边，望着夜空。腊月的月亮又大又圆，冷冷地挂在天上，洒下一地清辉。

    “明天是个好天。”赵大锤说，“顺风顺水，三天就能到上海。”

    “到了上海，你打算去哪儿？”沈砚之问。

    “我？”赵大锤咧嘴笑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天津卫。码头是我的地盘，洋行、货栈、车行，哪儿都有我的兄弟。孙先生要用人的时候，我这儿就是他的眼睛、耳朵。”

    沈砚之转头看他。这个码头苦力，这个拉洋车的，这个在泥泞里打滚的汉子，眼睛里有一种光，一种信仰的光。这光他在山海关的乡勇眼里见过，在北京陈其文的眼里见过，现在，在赵大锤的眼里也见到了。

    “会成功的。”沈砚之忽然说，像是说给赵大锤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什么？”

    “革命，会成功的。”沈砚之望着远处的海河，河面上，一艘夜航的船正缓缓驶过，船灯在黑暗里划出一道金色的痕迹，“因为有你们，有我们，有千千万万不甘心做奴隶的人。”

    赵大锤愣了下，然后重重地点头：“对，会成功的！”

    两人相视一笑，那笑里有苦涩，有疲惫，但更多的是希望。就像这冬夜，虽然冷，虽然黑，但天总是会亮的。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赵大锤就带着沈砚之出了门。码头上已经忙碌起来，扛活的、卸货的、叫卖的，人声鼎沸。赵大锤熟门熟路，领着沈砚之在人群里穿梭，避开了几处岗哨，来到了法租界码头。

    “春日丸”已经升火待发，黑色的烟囱冒着白烟。船不算大，但看起来很结实，日本旗在桅杆上哗啦啦地飘。

    “就送到这儿了。”赵大锤停下脚步，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塞给沈砚之，“路上吃的，酱牛肉，顶饿。”

    沈砚之接过，油纸包还温着。他握住赵大锤的手，那手粗糙得像砂纸，布满了老茧和裂口。

    “保重。”

    “你也保重。”赵大锤咧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等革命成功了，咱哥俩再好好喝一顿！”

    “一定。”

    沈砚之转身，拎着箱子往跳板走。走了几步，忽然听见赵大锤在身后喊：

    “沈先生！”

    他回头。

    赵大锤站在晨光里，狗皮帽檐下那双眼睛亮晶晶的：“别忘了，在天津卫，你还有个兄弟！”

    沈砚之鼻子一酸，重重点头，然后转身，大步走上跳板。

    船开了。汽笛长鸣，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沈砚之站在船舷边，看着岸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个黑点。天津卫的城墙、租界的小洋楼、码头的货堆，都渐渐模糊在晨雾里。

    海河的水浑黄，卷着冰凌，哗哗地流向大海。沈砚之想起昨晚赵大锤的话：“这天下，得是老百姓的天下。”

    是啊，这天下，得是老百姓的天下。可这天下，又何尝不是用老百姓的血泪换来的？山海关下倒下的弟兄，北京胡同里牺牲的同志，还有那些他不知道名字的、在黑暗中前赴后继的人。

    他从怀里摸出怀表，打开。表盖里，那张小小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但三千张年轻的脸，三千双有光的眼睛，依然清晰。

    “弟兄们，”沈砚之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