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忙碌着，把一箱箱货物从船上搬下来，码得整整齐齐。那些人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西洋人，在码头上不分你我，只知道干活挣钱，养家糊口。

    “振邦。”沈砚之开口，“你还记得辛亥年冬天，我们在山海关的时候吗？”

    “记得。那时候刚光复关城，兄弟们士气正旺，觉得明天就是新天新地了。”

    “那时候我也这么想。”沈砚之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以为只要把皇帝拉下马，天下就太平了。后来我才知道，拉下一个皇帝容易，但要把两千年的东西从人脑子里连根拔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咱们还要继续干？”

    “继续干。”沈砚之说，语气平淡但坚定，“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理想，是因为我已经上了这条船，下不去了。船上有我的人，有我的兄弟，有那些跟着我从山海关一路打到江西、从江西又逃到长崎的人。我下去了，他们怎么办？”

    程振邦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是沈砚之很久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笑，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而是一种释然的笑，像是终于想通了什么事情。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沈砚之，“你看看这个。老陈随信附来的，说是一个叫张孝准的人从东京带回来的消息。”

    沈砚之接过纸，展开。纸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袁氏已派密使赴日，与日方秘密接触，拟签订《二十一条》。”

    沈砚之的脸色变了。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纸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却让他觉得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正在派人与日本秘密接触，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是真的？”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老陈说，消息来源很可靠。张孝准是黄兴的人，在东京和日本政界有来往，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程振邦的语气也很沉重，“袁世凯想当皇帝，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想趁机扩大在华利益，需要袁世凯的配合。两边一拍即合。”

    沈砚之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如果这个条约签了，”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一字一句地咀嚼每一个字的重量，“东北就没了。山东就没了。中国就——”

    他没有说完。

    “砚之。”程振邦拍了拍他的肩膀，“咱们得回去。”

    “我知道。”

    “不是等东京的指示，是咱们自己得回去。老陈在上海，你的旧部还在东南沿海等着你。袁世凯卖国，咱们就反他。哪怕只有几百人，几千人，也要反。”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程振邦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芒，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更古老、更沉的东西，像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压不住的火。

    “振邦，你说得对。”沈砚之说，“咱们回去。但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等我收到确切的消息。等我知道《二十一条》是真的签了，还是没签。如果是假的，咱们继续等东京的指示。如果是真的——”

    他停了一下，海风从远处吹来，把他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

    “如果是真的，咱们就不等任何人指示了。咱们自己干。”

    程振邦点了点头。他没有问怎么干，因为他知道沈砚之既然说了“干”，就一定已经有了想法。他跟沈砚之这么多年，学会了一件事——这个人从来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两个人从高地上下来，沿着石板路往回走。长崎的街道狭窄而弯曲，两旁的木屋一栋挨着一栋，屋檐几乎碰到一起，把天空挤成了一条窄窄的缝。街上有几个穿和服的女人走过，踩着木屐，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从巷子里出来，红薯的甜香在冷空气中弥漫。

    沈砚之看着这些，忽然觉得恍惚。这条街和中国的那些老街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石板路，一样的木屋，一样的小贩和行人。但这条街不是中国的，这个国家不是中国。他站在别人的土地上，想着自己的国家，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回到货栈的时候，林昌茂正在一楼清点货物。看到沈砚之和程振邦进来，他放下手里的账本，站起来，用福建口音的官话说：“沈先生，有客人来找你。”

    “客人？”沈砚之皱眉。他在长崎没有什么熟人，谁会来找他？

    “在楼上茶室。”林昌茂指了指楼上，“来了一男一女，男的三十来岁，女的二十出头，说是从东京来的。我问他们叫什么，他们说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沈砚之看了程振邦一眼。程振邦微微摇头，意思是不知道。

    两个人上了三楼。茶室的拉门半开着，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但能分辨出是一男一女。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拉开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