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们陆续起身离开。沈砚之收拾文件，动作不紧不慢。那位李将军走过他身边时，脚步顿了顿，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

    “沈次长留步。”段祺瑞突然说。

    议事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副官关上门，退了出去。阳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一道道光柱，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砚之啊，”段祺瑞换了称呼，语气也柔和了许多，“坐。”

    沈砚之重新坐下。段祺瑞从主位走过来，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茶。

    “我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办。”段祺瑞把茶杯推到他面前，“但大局为重。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军队太多，财政实在负担不起。大总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卑职明白。”沈砚之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

    “你是个明白人。”段祺瑞拍拍他的肩膀，“南方那些人，冥顽不灵，总想着拥兵自重。你不一样，你有见识，有胸怀。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

    这是许以高官厚禄了。沈砚之心中冷笑，面上却恭顺：“谢总长栽培。”

    “裁军之事，看似得罪人，实则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段祺瑞压低声音，“大总统说了，此事办成，陆军部还缺个次长，可以考虑。”

    陆军部次长，那是中将衔，实权职位。袁世凯为了剪除南方军力，真是不惜血本。

    “卑职定当尽力。”沈砚之说。

    从陆军部出来，已是正午。北京的春天，风还是硬的，吹在脸上像刀子。沈砚之没有坐车，一个人沿着长安街走。街上人来人往，黄包车夫吆喝着，小贩叫卖着，报童挥舞着报纸喊：“看报看报！大总统令，整顿军备，以纾民困！”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正常得可怕。好像这个国家真的已经步入正轨，好像那些血与火的岁月只是一场梦。

    沈砚之买了份报纸，头版就是段祺瑞在陆军部门前的照片，标题是《陆军部召开裁军会议，段总长强调以民为本》。照片上的段祺瑞面带微笑，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他收起报纸，拐进一条胡同。胡同很窄，两边的灰墙高耸，遮住了大半阳光。走到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他敲了五下，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苍老的脸。看清是他，老人点点头，让开身子。

    这是一家裱画店的后院。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石桌上摆着茶具。程振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身长衫，戴着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怎么样？”程振邦没起身，给他倒了杯茶。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摘下军帽，揉着太阳穴：“裁军令下来了，三个月内，裁撤三成。”

    “三成？”程振邦的手顿了顿，茶水溅出来几滴，“十万将士？”

    “不止。”沈砚之苦笑道，“这只是第一批。段祺瑞的口气，裁完这三成，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直到把南方的军队拆得七零八落，再也成不了气候。”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丈量着时间。

    “你打算怎么办？”程振邦问。

    “段祺瑞让我督办。”沈砚之说，“借我这把刀，杀南方的人。”

    程振邦看着他：“你要当这把刀？”

    “不当，就是抗命。当了，就是背叛。”沈砚之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茶已经凉了，苦得发涩，“振邦，你说这世道，怎么就容不下一点真心？”

    程振邦没有回答。他抬头看天，天空是那种北京春天特有的灰蓝色，很高，很冷，像一块巨大的冰。

    “南京那边有消息吗？”沈砚之问。

    “孙先生去了日本。”程振邦压低声音，“二次革命失败后，党内分歧很大。有的人心灰意冷，有的人想另起炉灶。孙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他现在……说话不如以前管用了。”

    沈砚之闭上眼睛。他想起去年在南京，孙中山站在临时大总统府前，对民众讲话。那天阳光很好，孙中山的声音很洪亮，他说：“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可是现在呢？站着的人要被砍倒，跪着的人却步步高升。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沈砚之睁开眼睛，目光灼灼，“裁军令必须拖，能拖一天是一天。各省的弟兄们，能保多少是多少。”

    “怎么拖？”程振邦问，“段祺瑞给了三个月限期，督办大员很快就会派下去。那些人都是北洋嫡系，巴不得借这个机会排除异己。”

    沈砚之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敲击，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一下，两下，三下……突然，他停了下来。

    “督办大员是人，是人就有弱点。”他说，“爱财的，给钱；好色的，送女人；想升官的，许他前程。总之，让他们在各省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三个月不够，就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