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说丧气话。”他把“不会”和“丧气”两个词咬得特别重，像是只有这样重读，才能把这句玩笑话底下那层实实在在的敬佩给盖住。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第三天傍晚，海上起了风浪，乌云从东边压过来，海面从平静的灰蓝色变成了一片翻滚的墨黑，浪头一个比一个高，最高的浪砸在船舷上能溅起丈把高的白沫。船身剧烈摇晃，倾斜的角度大得让人怀疑下一秒就要翻过去，三等舱里的乘客有晕船吐得昏天黑地窝在铺位上蒙着毯子不敢动的，有死死抓着铺位的铁栏杆不肯松手的，也有跪在角落里念经的。沈砚之没有去舱里避风，他站在后甲板上，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按着怀里那面叠好的青天白日旗，两条腿随着船身的晃动不断调整重心，浪打在他身上，海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淌，他纹丝不动，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程振邦从舱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朝他吼了一声：“你不要命了？进来！甲板上浪这么大，你小子又不是海龙王！”

    沈砚之转过头，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被雨水和海浪衬得有几分狼狈，但程振邦看见他在笑，心里忽然就不慌了。他说：“振邦，你知道孙先生最喜欢讲的那个故事吗？就是辛亥年武昌打响第一枪之前，有人在船上问他的那个。”

    “知道知道！问他革命能不能成功，他说——‘这船还没靠岸，你急什么？’”

    “对。这船还没靠岸，你急什么。浪再大，也大不过人心。”沈砚之把栏杆上的手松开，拍了拍怀里那面被海水溅湿了一大块的旗子，转身走进舱房。

    第四天清晨，风浪平息了。海面恢复了平静，晨曦从东边海平线上升起来，橘红色的光铺在海面上，像是有人在墨蓝色的绸缎上洒了一层碎金子。沈砚之站在船头，远远地看见了一条灰蒙蒙的海岸线——那是中国。海岸线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吴淞口的灯塔在薄薄的晨光中亮着，像一个站在水天交界处的老人举着一盏灯，安安静静地等了你两年多。

    程振邦也看见了。他没说话，只是狠狠地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十几个从长崎带回来的老弟兄，他们都站到甲板上来了，衣衫破旧，面黄肌瘦，有的人连鞋底都磨穿了用麻绳绑在脚上，眼睛望着前面那片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目光里有一种沉默无声的坚定。

    “同志们。”沈砚之的声音不高，但海风正好停了，他的话落在寂静的空气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用手指着前方那片越来越近的土地，“咱们回来了。回去之后，有人会倒，有人会怕，有人会叛，但咱们不骂他们——他们只是想活。咱们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在这儿过了两年多，要是只想活着，留在长崎开家面馆也能活。可咱们的家国在那边，咱们走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没说完，轮船已经拉响了汽笛，长长的笛声在晨光里回荡，把他的话淹没在汽笛的呜咽里。但没有人需要听完。船上的十几个老兄弟同时朝他立正，他们穿的不是军装——有人穿着在日本打工穿的粗布短褂，有人穿着在码头干苦力磨出两个窟窿的旧皮鞋，有人只有一条从孙先生处领到的围巾还算体面——但立正的动作是齐的，脚跟并拢的声音在甲板上响成一声。

    下午三点，船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码头上的景象比沈砚之记忆中更乱更挤——挑夫扛着货物在人群中穿梭，人力车夫扯着嗓子喊“让一让”，小贩举着竹竿叫卖香烟和瓜子，几个穿黑褂子的巡捕在人群中推推搡搡，远处还有一个说书先生在茶棚底下拍着惊堂木讲《三国》，说的正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那一段。沈砚之踏上码头石阶的那一刻，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像是在船上漂了太久，身体已经不习惯踩在不会摇晃的地面上。他弯下腰，伸手摸了摸码头石阶缝里长出的一丛青草，站起来，把行李甩上肩膀，对程振邦说了一句：“人回来了，山河还在。”

    接头的人还没到。沈砚之正要让队伍散开先各自找地方避避风头，一个报童从他身边跑过去，举着一份当天的《申报》，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号外号外！云南护国军攻克叙府！北洋军大败！号外号外！”他叫住报童，翻了翻报纸，头版上赫然印着蔡锷的通电全文，电文末尾四字是“护国讨袁”。他把报纸收好，对程振邦说：“蔡锷打的是护国军的旗号。他从云南起兵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这一盘棋的每一粒落子——咱们在北边牵制，南边就能多喘一口气。云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湖南、四川、两广——只要云南能撑住，南方这盘大棋就能活。”

    报童好奇地抬头看着他，大概是觉得这人说话带了一嘴日本煎茶味道又夹着河北梆子的硬腔。沈砚之拍了拍他脑袋：“小兄弟，明天还在这儿等你的报纸。”

    报童眼珠一转：“先生，您是打北边回来的？”

    “对，北边回来的。”他朝码头出口走了两步又回头加了一句，“再印号外的时候喊大声点——全上海都能听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