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他看清楚很多事情——比如革命党内部的纷争，比如那些口口声声“共和”的人背地里的算计，比如这个国家表面统一实则分裂的真相。

    但他也看到了希望。在闸北的工人夜校里，那些白天在纱厂劳作十二个小时的女工，晚上还来识字，粗糙的手捏着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工人”、“权利”。在法租界的小弄堂里，那些留洋回来的青年，挤在亭子间里办报纸、印传单，眼睛亮得像星星。在苏州河边的码头上，那些扛大包的苦力，休息时会凑在一起，听识字的同伴念《新青年》，听到激动处，黝黑的脸上会放出光来。

    这个国家还没死，沈砚之想。它只是病了，病得很重，但还有救。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很轻，三下，停一停，又两下。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沈砚之走到门边，没急着开，先问：“谁？”

    “是我，老陈。”门外传来压低的声音。

    沈砚之开了门。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中年人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动作利落得像练家子。这是陈其美留在上海的地下联络人，公开身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真名叫陈延年，广东人，早年跟孙中山在日本搞革命，后来一直潜伏在上海。

    “沈兄，这么急要走？”陈延年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很锐利，像鹰。

    “蔡将军病重，我得回去。”沈砚之示意他坐，自己也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陈兄深夜来访，是有要紧事？”

    陈延年从怀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沓文件。他把东西推到沈砚之面前：“你看看这个。”

    沈砚之拿起照片。第一张是在码头上拍的，几个穿西装的人正从一艘日本轮船上下来，为首的个子不高，留着仁丹胡，戴着金丝眼镜。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山本一郎，四月二十日抵沪。

    第二张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门口，山本一郎和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握手。那中国人背对镜头，看不清脸，但沈砚之认得那件长衫——墨绿色的杭绸，袖口绣着暗纹，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裁缝铺“荣昌祥”的手艺，一件要五十块大洋。

    “这人是谁？”沈砚之指着穿长衫的背影。

    “杨度。”陈延年吐出两个字。

    沈砚之的手指僵住了。杨度，袁世凯的“文胆”，洪宪帝制的鼓吹者，如今袁世凯倒台，他倒跑到上海来，和日本人勾搭上了。

    “他想干什么？”

    “还不清楚。”陈延年摇摇头，拿起那沓文件，“但我们在日本领事馆的内线传来消息，山本这次来，带着日本外务省的密令，要在上海见几个人。杨度是第一个，后面还有……”

    他翻到文件中间一页，上面列着一串名字。沈砚之扫了一眼，心沉了下去。名单上有前清遗老，有北洋要员，有江浙财阀，甚至还有两个是革命党里颇有声望的人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和日本人见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好事。

    “孙先生知道吗？”

    “知道。”陈延年苦笑，“但知道了又能怎样？孙先生现在……唉，你也清楚，护国运动一成功，那些老同志又闹起来了。这个要当总理，那个要当总长，天天吵，天天争。日本人的事，反倒没人上心了。”

    沈砚之沉默。这三个月他在上海，亲眼目睹了革命党内部的倾轧。护国成功了，袁世凯倒了，可那些当年一起流亡、一起革命的同志，却开始争权夺利。昨天还在一起喝酒骂袁大头，今天就能为个部长位子拍桌子翻脸。孙中山焦头烂额，想管也管不住——他这个“革命先行者”，如今说话还没那些手握兵权的都督管用。

    “所以陈兄的意思是？”

    “沈兄这次回云南，能不能……”陈延年斟酌着词句，“能不能在西南造造声势？蔡将军在军界有威望，你在护国军中有根基，如果你们能联合发个声明，呼吁各方以国事为重，警惕外人乘虚而入，或许能……”

    “或许能让某些人清醒一点？”沈砚之接过话，但摇摇头，“延年兄，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沈砚之一个武夫，在西南那山沟沟里带兵打仗还行，跑到这上海滩来指手画脚，谁听我的？”

    “可总得有人说话啊。”陈延年有些激动，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日本人狼子野心，甲午年割了台湾，日俄战争占了旅大，如今袁大头一倒，他们又想浑水摸鱼。那些军阀，那些政客，眼睛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谁管国家死活？再这样下去，中国真要亡了！”

    他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沈砚之知道，陈延年的弟弟陈延年在“二次革命”时被北洋军杀害，尸首都没找全。国恨家仇，这个男人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尽力。”沈砚之最终说，把照片和文件推回去，“但延年兄，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世道，光靠呼吁是没用的。你得有枪，有兵，有地盘。没有这些，说话就是放屁，没人听。”

    陈延年愣住了，他没想到沈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