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在后半夜停了。

    川南的天像是被人捅了个窟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忽然间就收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小片灰蒙蒙的天光。三道拐的河水涨了不少，浑浊的浪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沉闷的轰响。

    沈砚之趴在西侧山脊的一块巨石后面，身上盖着湿透了的油布，手里攥着望远镜。望远镜是去年在云南时蔡锷送给他的，德国造，镜片有些磨损，但在这个距离上，足够看清对岸的动静。

    三天前，他的第三梯团在牛背岭虚晃一枪，放了几排枪便佯装溃败，丢下几十顶破帐篷和几口豁了边的铁锅，一路往叙永方向“逃窜”。张敬尧的先锋营果然上当，追着屁股撵了二十里，直到在三道拐对岸才停下来等主力。

    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天一夜。

    沈砚之知道张敬尧在犹豫什么。北洋军第七师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是北方兵，不熟悉川南的山地水网，在这个季节渡河更是大忌。永宁河虽然不算宽，可连日暴雨，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浮桥搭起来不容易，一旦被断了后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就是个死局。

    可张敬尧终究还是急。

    北洋政府那边催得紧。袁世凯虽然被迫取消了帝制，可大总统的位子还没坐稳，川南是西南门户，护国军一天不剿干净，他就一天睡不着觉。张敬尧是新近被提拔起来的将领，正急于立功，这个功劳，他不肯让给别人。

    “司令，来了！”

    周海山从旁边的掩体里摸过来，压低嗓门喊了一声，声音里压不住的兴奋。

    沈砚之举起望远镜。

    对岸的山谷里，一队人马正沿着泥泞的山路缓缓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工兵，扛着架桥用的木板和绳索。后面跟着步兵，队形散乱，军装沾满泥浆，看上去疲惫不堪。再往后，是骑着马的军官，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员将领，远远地看不清面目，但从那副派头来看，应该就是张敬尧本人。

    “沉住气。”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对周海山说，“传令下去，等他们工兵过河，步兵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动手。林国栋那边先开火，压制对岸的后续部队，你从山脊上往下压，马占彪绕后炸桥，半渡而击，明白吗？”

    “明白！”周海山扭身钻回了掩体。

    命令沿着山脊线无声地传递开来。一个接一个的士兵将枪栓拉开，检查弹药，然后重新趴回掩体里，枪口对准河面。

    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一营的七百多名士兵沿着山脊线铺开，绵延了将近一里地。这些兵跟着他打了五年仗，从山海关打到四川，活到现在的，都是老兵了。他们的脸被川南的雨水泡得发白，嘴唇冻得发紫，可眼睛都亮得很，像是山里的狼。

    河面上，北洋军工兵已经开始架桥了。

    七八个工兵抬着一块大木板跳进河里，水一下子淹到了胸口，几个人被激流冲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将木板的一头搭上南岸。后面的工兵接二连三地下水，将木桩打进河底，铺上绳索和木板，忙活了小半个时辰，一座简易浮桥的轮廓渐渐显了出来。

    第一批步兵踏上了浮桥。

    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浮桥在激流中剧烈摇晃，几个士兵被晃得趴倒在桥面上，死死抓住木板边缘，后面的军官挥着马鞭大声呵斥，催促他们继续前进。

    沈砚之的心跳在加快。他的手攥紧了望远镜，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五年了，他打过无数场仗，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的麻木，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可每一次，当敌人在枪口下踏入伏击圈的时候，那种夹杂着杀意和怜悯的情绪还是会涌上来，堵在胸口。

    “都是中国人……”他想起蔡锷的话，“可有些仗，不打不行。”

    南岸上，第一批渡河的步兵已经集结完毕，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正在整队。浮桥上，第二批步兵正走到一半，南北两岸的工兵还在加固桥梁，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就在这时，东侧高地上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砰——！”

    那是林国栋的信号枪。

    紧接着，机枪声爆豆似的炸开了。

    二营在三道拐东侧的高地上架了四挺机枪，居高临下，子弹像瓢泼似的扫向浮桥。桥上的士兵连反应都来不及，就被成片地扫倒在河里，惨叫声和落水声混成一片，浑浊的河水瞬间染上了一层暗红。

    “打！”

    周海山从掩体里跳起来，一把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山下猛力一挥。刹那间，山脊上七百多条枪同时开火，子弹从西侧的山林里倾泻而下，将南岸那些还没来得及散开的北洋兵打得人仰马翻。

    沈砚之也趴到了步枪后面。他的枪法是在山海关练出来的，四百米距离，打人胸口，误差不超过三指。他一连打了五发子弹，撂倒了三个军官，然后换了个弹夹，继续射击。

    山谷里乱成了一锅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