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看。”他知道冯纪之说的是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他的每一次战役报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场仗都是怎么打赢的，牺牲了多少人，缴获了多少物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打得太好了。在一个需要无能者的时代，一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罪名。因为你的存在，就是对所有无能者的无声审判。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审判谁。他想做的事情一直都很简单：守住父亲留下的那座关。只不过父亲守的是山海关，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关。他守的是一道更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民国建立那天孙中山先生说的“天下为公”，是他自己说过的“革命不是为了换一批人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像是上辈子的梦话。那些坐在椅子上的人，已经把椅子坐成了铁打的交椅。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要革掉的东西。

    沈砚之把军装从椅背上取下来，披在肩上。审讯室没有镜子，他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他能感觉到那七颗铜扣贴在胸口的重量。那个重量让他平静下来。他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大概会说一句话——“站着总比跪着强。”然后就不再说话了。父亲一辈子话少，但每一句都够他用一辈子。

    他伸手从桌上的针线盒里拿出那枚被子弹打缺了口的宣统通宝——小林的那枚。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枚铜钱，缺口的边缘已经被他磨得光滑了，铜面上铸着的四个字“宣统通宝”在灯光下清晰可辨。他把铜钱放在掌心里，握紧，松开，再握紧。铜钱的温度从冰凉变成了温热，像一块被焐了很久的石头终于有了体温。

    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军靴踩在水泥地面上的脆响，节奏密集而有力，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三个人。脚步声在审讯室门口停住了，然后是卫兵立正敬礼的声音。

    门开了。程振邦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穿着和冯纪之同样灰色中山装的人，一男一女。男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女人三十出头，梳着一个利落的短发，手里抱着一台打字机。程振邦的脸色很难看，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呼吸急促，显然是跑着过来的。

    “师长，”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不是害怕的发抖，而是愤怒被强行压住之后的那种控制不住的发抖，“军政部来人了，要你签字。”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上前一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铁桌上。文件是打印的，抬头印着“国民革命军军政部”的红字，下面密密麻麻地排着十几条条款。沈砚之没有碰那份文件，只是低头看了一眼。他看到了几个关键字——“调离原职”、“后方任职”、“部队整编划归他部”。

    “沈师长，”那人的语气公事公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军政部的意思，你在前线辛苦了二十年，也该到后方休整休整了。给你安排了一个体面的位置——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待遇从优，级别不变。你的部队，暂时由军政部派员接管，等将来整编完毕之后，再根据你的表现另行安排。”

    沈砚之看着那份文件，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只剩下打字机女秘书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的声音，她在准备记录。

    “如果我不签呢？”他问。

    那人推了推眼镜，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一点点遗憾的微笑。“沈师长，这不是跟你商量。说实话吧——上面已经决定了。签了，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不签，结果是一样的，只是面子上不好看。”

    程振邦的拳头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的肉里。他看到沈砚之的手也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压抑到极限之后身体本能的反应。他太了解师长了，这种发抖上一次出现是在青江渡，沈砚之看着老百姓把最后一碗米倒进部队的行军锅里，手抖了整整一顿饭的时间，一句话没说。后来他把缴获的棉被全部分给了百姓，挨了一个处分。

    沈砚之的手抖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他伸手拿起了桌上的钢笔。笔尖悬在签字栏上方，差一点点就要碰到纸面。程振邦屏住了呼吸。女秘书的手指在打字机上停住了。

    沈砚之把笔放下了。

    他没有签字。而是把军装上的铜扣一颗一颗地解开——那是他做了二十年的习惯动作，每次脱下军装的时候都这样，从第一颗到第七颗，顺序永远不变。他把军装脱下来，叠好，放在铁桌上，然后从针线盒里拿起一把小剪刀，把最下面那颗最大的铜扣剪了下来。

    那颗刻着“沈崇岳”的铜扣躺在他的掌心里，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金黄色光芒，像一小块凝固了的落日。

    “告诉我，”沈砚之把铜扣放在那份文件上面，抬头看着戴眼镜的男人，“你们是不是觉得，把我调到后方去，我就会变得跟你们一样？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签签字、喝喝茶、开开会，把自己的兵卖了之后再找人给自己写一篇回忆录？”

    那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沈砚之没有等他的回答。他站起来，把叠好的军装连同上面那六颗铜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