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这个人做事滴水不漏，沈砚之在心里给他记了一功——前提是他能活着走出北京。

    谭鑫培出场的时候，满堂彩。六十五岁的老伶工，嗓子已经不如当年清亮，但那股气还在，那种在台上站了四十年才养出来的从容还在。他扮的黄忠，白髯飘飘，金甲灿灿，一开腔就是那句：“我主爷攻打葭萌关——”池子里的叫好声炸了锅，连二楼包厢的帘子都掀开了一条缝。沈砚之趁机偏头看了一眼包厢的位置——徐树铮坐在正中，旁边有两个穿便装的人，看不清面容。距离大约十五米，角度四十五度。如果从包厢往下开枪，第一排正中是死角。如果从池子往包厢开枪，需要穿过吊灯和横梁。他收回目光，开始鼓掌。

    戏演到第三折。黄忠在定军山下与夏侯渊对峙，两军对圆，战鼓如雷。台上的锣鼓越来越密，鼓点像暴雨砸在瓦片上，谭鑫培在台上翻了一个抢背，满堂又是一片叫好。程振邦已经不在柱子后面了。他悄无声息地沿着墙根移动到了后门通道口，把一个守门的茶房替换成了自己的人——那个茶房被请到后台喝了杯下了蒙汗药的花茶，此刻正趴在杂物间里做美梦。后门外是一条窄巷，巷子尽头停着一顶蓝布轿子。陶文锦的母亲就坐在里面，盖着一条厚棉被，手里攥着一串念珠，嘴里念着佛经。老太太不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儿子托人接她去看戏。轿子旁边站着四个“侦缉队员”，领头的是程振邦手下的老兵，叫马老六。

    事情出在第三折快结束的时候。二楼包厢的帘子全部拉开了。

    徐树铮站起来，走到包厢栏杆前，双手撑着栏杆往下看。他的目光没有看戏台，而是直接落在沈砚之的后脑勺上。沈砚之没有回头，但他感觉到了后颈一阵发麻——那是被人盯住的本能反应，他在战场上练出来的，错不了。他继续看戏，给谭鑫培鼓掌。旁边的军需处长凑过来跟他说话，他用恰到好处的音量回了一句“今天这出唱得不错”，声音里没有一丝异样。

    徐树铮盯着沈砚之看了大约十秒，然后对他的随从说了句什么。那个随从转身出了包厢。程振邦站在后门通道的阴影里，把这个细节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动。他在心里做了加减法——随从下楼需要三十秒，出大门需要十秒，叫来巡警需要两分钟，总共两分四十秒，够了。他慢慢地把手伸进棉袍里，握住了腰间的枪柄。

    台上黄忠正在唱那段最著名的西皮流水：“这一封书信来得巧——”鼓板打得又脆又急，锣声当当当敲了三下，每个音都正好踩在观众的心跳上。池子里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完全被台上那个白胡子老将的每一个唱腔和身段吸了进去。沈砚之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三个动作：第一，把油纸包从怀里掏出来，塞进程振邦经过他身边时垂下来的棉袍袖子里，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第二，站起来带头鼓掌，把全场的注意力往台上再引了一把；第三，侧过头对军需处长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旁边几个人听到——“这出戏，家父生前最爱。我是每听必来，每来必哭。”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确实是红的。军需处长以为他是真性情，连声附和说“谭老板的戏百听不厌百听不厌”。没有人知道他的眼泪不是为了黄忠和夏侯渊，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为了他父亲站在山海关城楼上对他说的那句话，为了二十三岁那年雨夜里再也没有回来的背影，为了这么多年来每一个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在黑暗中并肩行走的人。

    程振邦已经出了后门。油纸包在他怀里，马老六掀开轿帘，他把油纸包塞进老太太的被子里，低声说了句：“您儿子给您的，回到家给他。”老太太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认识程振邦——她儿子带他回家吃过一次饭。她点点头，把油纸包往怀里掖了掖，继续捻佛珠。轿子被四个穿侦缉队制服的人抬起来，在巷子里晃晃悠悠地朝西直门方向走去。巷子里有人看到了，但看到的是侦缉队的轿子。侦缉队的轿子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抬了十几年，从来没人敢拦，也从来没人敢查。

    广和楼里，谭鑫培的《定军山》唱到了最后一折。台上刀光剑影，黄忠一刀劈翻了夏侯渊，满堂彩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沈砚之没有等到散场，他提前起身，拄着竹节手杖慢慢地走出大门。走到门口时，他和刚从二楼下来的徐树铮打了一个照面。

    徐树铮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外面披一件黑色的斗篷，手里拿着一根象牙烟嘴。他比沈砚之高半个头，低头看过来的时候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沈中校，今晚的戏很精彩。你觉得呢？”他不紧不慢地说。

    沈砚之笑了笑，把竹节手杖换到左手，右手垂在身侧没有抬起来。“谭老板的戏从来不让人失望。”

    “我不是说台上。我说的是台下。”徐树铮抽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

    两人隔着不到三步，谁也没有往前走，谁也没有往后退。沈砚之的笑容没有变：“徐副官长是明白人。台下的事，不该在戏园子门口谈。”

    徐树铮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侧身让开了路。沈砚之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