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之后，川南的山里就变了脸。

    白天还好，日头挂在天上，晒得人背上发烫，行军时穿着单褂还嫌厚。可太阳一落山，冷气就从石缝里、树根下、溪涧深处一股脑地钻出来，把整座山裹得严严实实。到了后半夜，露水结成霜，帐篷外面白茫茫一片，哨兵的眉毛上都能挂住冰珠子。

    沈砚之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三天前，护国军第一梯团在泸州城南打了一场遭遇战。北洋军的兵力比侦察情报里多了一倍，梯团损失惨重，被迫后撤。沈砚之带着自己的支队留下来打掩护，在山沟沟里跟追兵绕了两天两夜，总算把敌人甩掉了。代价是跑丢了七个人，伤了十一个，还牺牲了一个跟了他三年的老兵，姓周，川北人，家里有个瞎眼的老娘。

    昨天傍晚，支队终于跟梯团主力接上了头。梯团司令部下了命令，让他们就地休整两天，补充弹药和粮食。

    休整的地点叫马鞍坳，说是村子，其实只有七八户人家，零零散散地挂在山腰上，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上压着灰瓦。村前是一条干了大半的溪沟，水小得像一根银线，在乱石堆里淌得悄无声息。村后是连绵的野山，山上的树已经落了叶，只剩下一根根黑漆漆的枝杈，在风里抖抖索索地摇。

    沈砚之的支队分到了两间没人住的空屋子，外加一个能遮雨的打谷棚。伤员安排在屋子里，其余的人在打谷棚里打地铺。沈砚之自己把铺盖卷往棚子角上一扔，跟士兵们挤在一起睡。

    支队的副手叫韩百川，是个从黑龙江一路跟着他打过来的老兄弟，三十出头，瘦长脸，左边耳朵少了一块——那是山海关起义时被流弹咬掉的。韩百川管着支队的后勤，天没亮就拿着名册挨个点人头，点完回来蹲在沈砚之的地铺前，脸色不大好看。

    “支队三百四十六号人，有棉衣的只有九十来个。剩下的还穿着单褂。”韩百川把名册往膝盖上一摊，“昨天晚上降温，至少二十个人冻伤了脚。再这么下去，不用北洋军来打，老天爷就把我们收拾了。”

    沈砚之披着衣服坐起来，搓了搓脸。他今年才三十出头，但在这几个月的转战里，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都凸了出来，只有那双眼还是亮的。他想了想，问：“司令部那边怎么说？”

    “说棉衣已经在路上了，让我们再等五天。”

    “五天。”

    “对。我算了一下，五天之内要是气温再降，冻伤的可能会超过一半。”韩百川顿了一下，“而且，司令部说的‘在路上了’，上次说子弹‘在路上’，等了十一天。”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脚从被窝里抽出来，穿上那双磨破了后跟的布鞋，走到打谷棚外面。

    天刚蒙蒙亮。山腰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一块洗得发白的旧纱布，把远近的景物都罩得模模糊糊。溪沟边上，两个士兵正蹲着洗脸，手刚伸进水里就缩了回来——水冷得扎骨头。灶房那边冒起一缕青烟，炊事兵在煮早饭。煮的是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每一锅里撒一把盐，就算是调味了。

    沈砚之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每一间屋子他都进去看了看。伤员们挤在铺了稻草的地上，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的是从家里穿出来的土布褂子，有的是战场上捡来的北洋军服，还有几个人裹着从百姓家借来的麻袋片。有一个年轻士兵蜷在角落里，嘴唇发紫，浑身打哆嗦，额头却烫得吓人。卫生兵说他是冻伤引发了高烧，现在只能喂热水，没有药。

    沈砚之在那个年轻士兵面前蹲了很久。那孩子看起来最多十七八岁，下巴上还没长出几根硬胡子，人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一直在喊“娘”。

    “他叫什么？”沈砚之问。

    “刘小满，泸州本地人。上个月自己跑来投军的。”卫生兵说，“家里就剩他一个了，爹妈都死在北军手里。”

    沈砚之伸手摸了摸刘小满的额头，滚烫。他把自己披着的那件旧军装脱下来，盖在刘小满身上，站起来走出了屋子。

    他在溪沟边站了一会儿，把韩百川叫了过来。

    “去把各连的连长都叫来。现在。”

    连长们陆陆续续到齐了，一共五个人，站在打谷棚外面，哈着白气搓着手。沈砚之没有多余的话，开门见山。

    “棉衣还要等几天才能送到。这几天里，我要求你们做几件事。第一，所有有棉衣的人，跟同班没有棉衣的战友共用。两个人轮流穿，或者晚上把棉衣当被子盖，两个人挤着睡。第二，所有哨位缩短换岗时间，原本两个时辰一换，现在改成一个时辰一换。第三，让炊事班多烧开水，每个人每天至少喝两碗热水。第四——”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个连长的脸。

    “我以下，支队部的所有军官，包括我在内，把棉衣全部交给韩副官重新分配。谁觉得自己比那些冻伤的士兵更需要棉衣，现在可以站出来跟我说。”

    没有人站出来。

    连长们散了以后，韩百川抱着沈砚之的棉衣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