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杯酒倒满，推到沈砚之面前。

    “你以前不喝酒的。”

    “今天破例。”

    沈砚之端起酒杯，跟程振邦碰了一下，又跟赵参谋长、李旅长分别碰了。四个人同时仰头喝干，杯底重重地磕在桌面上。

    “校名叫什么？”李旅长问。

    沈砚之想了想。

    “叫‘西南讲武堂’。”

    四个字，把整个后半生的方向定下来了。

    散会之后已经是深夜。昆明的秋夜凉意很重，沈砚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西南边疆格外明亮的星空。程振邦最后一个走，临走时回头看了他一眼。月光下沈砚之的身形显得很瘦，肩膀却依然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刮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被吹弯的冷杉。

    程振邦想起四年前在山海关第一次见到沈砚之的场景。那时候沈砚之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站在三千乡勇面前，嗓音青涩但眼神坚定。他对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和猎户说：“今天之后，山海关就是革命军的。”然后他第一个举起了枪。四年了。山海关失守了，又夺回来了，然后又失守了。他们在冀辽的冰天雪地里死里逃生，在川南的炮火里浴血奋战，又在护国战争的泥泞中爬了出来。沈砚之身上添了七道伤疤，最大的那道在左肋，是护国战争时被炮弹皮刮的，伤口有巴掌宽，差半寸就伤到脾脏。而现在的沈砚之站在这月光下，比四年前更沉默，也比四年前更沉。

    “看什么呢？”沈砚之没回头。

    “看你。”程振邦走回来，在他旁边站定，“四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有什么不一样？”

    “四年前你只想着怎么打一场仗。现在你在想怎么打一百场仗。”程振邦顿了顿，“还有，你白了三根头发。”

    沈砚之侧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但眼角的纹路深了一些。“振邦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太平盛世？”

    程振邦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仰头看了一会儿星星。西南的星空跟北方不一样，银河挂得特别低，像是伸手就能摸到。

    “想过。”他说，“年轻的时候特别怕这个，怕白干一场，怕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后来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不这么想了？”

    “有一次在川南，咱们的防线被北洋军撕了个口子，我带着骑兵往回堵。冲到一半马被打死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心想这把交代了。结果你带着步兵从我后面冲上来了，一个人扛着一挺轻机枪，站着打，打完了三梭子弹，把对面压回去了。”程振邦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后来我问你怕不怕，你说怕，但你更怕你爹在天上看着你怂。”

    沈砚之没有说话。

    “后来我想通了。看不看得见太平，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后人一定会问——宣统垮台、袁贼窃国、军阀割据的那些年，有没有人拿命去挡过？有没有人明知看不见天亮，还在黑夜里点过一盏灯？”程振邦伸出三根手指，“四个字——有。沈砚之。够不够？够了。”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夜风把院子外那棵桂花树的香气送过来，甜丝丝的，跟北方的风完全不一样。沈砚之闻到这个味道，忽然想起了山海关的冬天。那些滴水成冰的夜晚，他在城楼上站岗，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围巾上冻成了冰碴。那时候他觉得山海关就是全天下最冷的地方。后来去了川南，在泥泞的战壕里蹲了四十九天，又觉得山海关的冷不算什么，至少是干冷。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西南的秋天。

    “程兄。”

    “嗯？”

    “你刚才说我白了三根头发。”

    “怎么，我数错了？”

    “我三十二了。”沈砚之低下头，月光落在他头顶，果然有三根银丝在黑色短发里若隐若现，“我爹三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山海关当副将，每天巡城、练兵、喝点小酒，最大的烦恼是关外的马匪和朝廷克扣的军饷。他是四十五岁那年才开始干大事的——响应武昌起义，在山海关起兵。那年我已经二十岁了，站在他旁边帮他擦枪，心里想的是明天能不能打赢。”

    他顿了顿，抬头看着那轮冷月。

    “现在我三十二了，干的事比他还多，却没有他那么从容。他起兵那天早上，我娘在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面，他吃完面把碗一推，说‘走了’，然后就走了。那碗面还冒着热气。后来他死在战场上，我给他收尸的时候他脸上还挂着笑，好像只是睡着了，做的梦里有山海关的城楼和我娘煮的面。我有时候想，他到底怕不怕？他怕不怕自己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改变？”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

    “你爹不怕。”他说，“他死的时候你在旁边。你活着，他就不怕。你活着，他就不算白死。”

    沈砚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睛在月光下湿了一层，亮晶晶的，像是夜露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