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楚——因为每一个都是你亲手从家乡带出来的。你晚上怎么睡得着觉？”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那个站着的学员慢慢放下了举着帽子的手。

    “这堂课教你们的不光是怎么赢。”沈砚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代价。“从今天起，你们做的每一个战术决策，都要把代价算进去。不要只算打死了多少敌人，要算自己死了多少人。每一条命后面都有一个家——有爹，有娘，有老婆孩子坐在门槛上等人回来。你们是军官。军官的天职不光是打胜仗，是用最少的代价打胜仗。输了是罪人，赢了但死光了——也是罪人。”

    他把粉笔放回粉笔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白灰。

    “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在川南打过的仗里，打得最好的那一仗，不是哪一次大获全胜，而是有一次我把一个连完整地带回来了。全连一百零六个人，一个没少，全部活着。那个连的连长后来当了营长，又当了团长。现在他就站在你们面前——程总教官。”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看向坐在后排的程振邦。程振邦没有站起来，他坐在那里，把帽檐往下压了压，遮住了眼睛。

    那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程振邦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沈砚之跟了出去，两个人站在那排白杨树下，谁也没说话。月光把操场上那一百多双脚印照得清清楚楚，深深浅浅的，像一块被反复犁过的田地。

    过了很久，程振邦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你白天那几句话，把我的老底都掀了。那一仗打完，我抱着你哭，你记得吗？”

    “记得。”沈砚之说，“你哭完了跟我说，这辈子再也不让弟兄们替你挡子弹。”

    “我做到了吗？”

    “做到了。护国军从川南撤出来的时候，你走在全旅最后面，等最后一个伤兵上了担架你才走。”

    程振邦摘下军帽，在手里攥着。白杨树的叶子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弹掉。

    “砚之，你说我们教出来的这些孩子，将来上了战场，会有多少人活着回来？”

    沈砚之抬头看着那排刚栽下不久的白杨树。树苗还细，最高的那棵也只到他肩膀，但根已经扎下去了，浇过两个春天的水，活得很稳。

    “能多一个是一个。”他说，“我们从战场上活着下来的人，能做的事就是这个——把活下来的办法教给他们。”

    风从滇池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湖水的腥味和远处村庄的炊烟味。白杨树的新叶在风中哗哗作响，像一群人在轻声鼓掌。

    沈砚之想起松坡将军信里的话：“愿诸君勿以锷为念，以国家为念。”他当时觉得这句话太重了，重到一个人扛不起来。现在他才明白，松坡将军不是让他一个人扛——是让他在身后这些年轻的面孔里，找到一百个、一千个能一起扛的人。

    “进去吧。”他拍了拍程振邦的肩膀，“明天还要早起带操。”

    两个人转身往回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操场上，拖得很长很长，从操场的这一头一直拉到那一头，像两根丈量这片土地的尺子。

    第二天，沈砚之起得比号声还早。

    他在操场上站定的时候，东边的山脊刚刚泛出一线鱼肚白，昆明的清晨凉得像山泉水，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把操场边那排白杨树晕成了一幅水墨画。他站在旗杆下面，把军装的风纪扣扣到最上面那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是他爹留下的那块老式瑞士表，表面已经磨花了，但走时还准。五点五十。还有十分钟吹起床号。

    他不是睡不着。他是在等一个答案。

    昨晚回屋之后，程振邦问了他一句话。程振邦说：“你写了二十八本教案，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把教官一个一个拉出来重新练。你有没有算过，这所学校能给这个国家省下多少条命？”

    他当时没有回答。因为他也算不出来。但他知道一件事：三年之后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军官，都会带着二十八本教案里所有的东西上战场。他们会计算炮弹的杀伤半径，会分析地形对射界的影响，会在冲锋之前检查每一个士兵的鞋带松不松。这些细碎的东西加在一起，也许真的能省下一条命。十条命。一百条命。

    如果这一百条命里，有一个人的爹娘不用在村口哭瞎眼睛，他熬的这些夜就不算白熬。

    起床号响了。

    铜号声划破晨雾，操场上的寂静被整齐的脚步声踩碎。第一期学员从宿舍里跑出来，列队、报数、立正。沈砚之站在旗杆下看着他们，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三个月的训练已经让这些年轻人的身板不一样了——胸膛厚了，肩膀宽了，下巴的线条硬了，更关键的是看人的眼神不飘了，定得住。他的目光停在第二排中间一个瘦高的学员身上。那个学员叫陈远志，贵州毕节人，读过两年中学，父亲是乡间私塾先生，家里卖了唯一一头耕牛送他来昆明投军。昨天晚上熄灯之后，沈砚之